禽流感是由正粘病毒科流感病毒属A型流感病毒引起鸟类的一种感染性疾病，禽流感病毒能感染包括禽类、马、猪、海豹和人等在内的多种动物，其中水禽为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根据禽流感病毒对鸡的致病能力，可以将禽流感病毒分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igh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virus,HPAIV)和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low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virus,LPAIV)，由于H5亚型HPAIV的高死亡率以及H9亚型LPA1V在家禽中的广泛存在，一直是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H7亚型中的H7N9禽流感病毒属LPAIV，但从2013年开始在中国出现大量人感染病例，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H6亚型禽流感病毒属于LPAIV，感染宿主范围非常广，在北美洲和亚洲鸟群中普遍存在，也是我国南方地区家禽和水禽常见的亚型之一^[1]；除禽类外，还可感染小鼠和水貂^{[2, 3]}。最新报道称在我国广东省猪群分离到H6N6禽流感病毒^[4]。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台湾报道了首例人感染H6N1禽流感病毒病例^[5]。均提示H6亚型禽流感病毒具有突破种属屏障而感染哺乳动物甚至感染人的潜在能力，对人类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本研究从病原学、流行病学、受体结合蛋白结构等方面对H6亚型禽流感病毒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对H6亚型禽流感的预警和防控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禽流感病毒(avian influenza virus，AIV)为有囊膜的单股负链RNA病毒，其基因组可以分为8个片段，根据片段长度依次为PB2、PB1、PA、HA、NP、NA、M和NS，共编码14种结构和非结构蛋白。根据其核衣壳蛋白(NP蛋白)和基质蛋白(M蛋白)抗原性不同可以分为A、B、C三种型别，目前仅有A型流感病毒能感染禽类，并导致禽流感的暴发。根据病毒囊膜上的两种表面糖蛋白，血凝素蛋白(hemagglutinin，HA)和神经氨酸酶(nueraminidase，NA)的不同，可以将A型禽流感病毒分为不同的亚型，目前除在蝙蝠中发现的2种类流感病毒H17N10和H18N11外，其余的16种HA亚型(H1～H16)和9种NA亚型(N1～N9)均在AIV的天然宿主水禽中分离到病毒^{[6, 7, 8]}。禽流感病毒通常具有严格的宿主限制性，主要在禽类宿主中流行且不发病或仅表现为轻微临床症状，但是偶尔也会通过跨种传播的方式感染人、猪、马、海豹、猫等哺乳动物^{[9, 10]}。

自1961年第1次从野鸟中分离到禽流感病毒以来，人们逐渐开始关注野禽类在流感生态中的作用，很多研究都表明家禽中暴发的低致病性禽流感与野鸟的活动密切相关。例如，生活在野禽迁徙路线上的家禽中禽流感的感染率要显著高于其他地区^[11]。但是由于经济、政治、科技等多方面的因素，世界各地对野禽禽流感病毒的监测和研究工作各不相同。

北美洲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阿拉斯加、阿尔伯特、特拉华湾等几个主要的候鸟栖息地的野生水禽进行禽流感病毒的监测，除H14、H15外的所有HA和NA亚型的禽流感病毒均从北美的野鸟中分离到。野鸭中流感病毒分离率最高的是H3、H4和H6亚型，H1、H2、H7、H10和H11亚型较少分离到，其余 H5、H8、H9、H12和H13亚型也可以分离到，但概率较小^[12]。在野鸭从繁殖地开始南迁的秋季，禽流感病毒的分离率明显高于春季和夏初，尤其是在幼鸟中甚至能达到50%以上的感染率^[13]。

欧洲对野鸟中禽流感的监测最早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长达10多年的监测中，研究者对包括以野鸭为主的野鸟及家鸭进行监测，其中以H6N1亚型的禽流感病毒所占比例最高(23.6%)^[14]。自1998年，欧洲对野禽禽流感病毒进行长期系统的监测，Munster等^[15]对从323种(分属18个目)野禽中采集的36 809份标本进行禽流感病毒的检测，结果表明，H6和H4是野禽中分离率最高的病毒亚型。与北美地区监测结果一致，幼鸟中禽流感病毒的感染率要显著高于成年野禽，提示幼鸟感染病毒的风险更高。此外，欧洲野鸟春季的禽流感病毒分离率较高，与北美地区野鸭不同。

亚洲大陆地域广阔，有5条主要的迁徙路线都经过这里，多种鸟类在这里栖息、繁殖和迁徙，但是对于野鸟的流感病毒监测数据却很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日本研究者在北海道等地区进行野鸟的禽流感病毒监测，分离到包括H6等在内的多种亚型的病毒^{[16, 17]}。韩国2003-2005年对野鸟进行监测，分离到H1～H12和N1～N9的多种亚型的禽流感病毒^[18]。2005年中国青海湖的野鸟中暴发HPAIV H5N1，包括斑头雁、棕头鸥和鸬鹚等约6000只鸟死亡^[19]，引起人们对野鸟播散该病毒到其他地区的担忧。中国也开始加强对野鸟中禽流感病毒的监测，但是监测规模和范围远小于北美地区和欧洲。Duan等^[20]2002-2007年在鄱阳湖对野禽进行监测，检测到多种HA亚型禽流感病毒，其中H4、H3、H6、H10、H5和H1六种HA亚型占所有分离病毒株的91%。薛峰等^[21]2005-2006年对江苏省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野禽进行监测，监测到的亚型包括H4、H3、H9、H5、H6和H1；范仲鑫等^[22]于2006-2010年在湖南省内候鸟栖息地洞庭湖区和候鸟迁徙路线经过的主要山脉-雪峰和罗霄山监测，血清学检测表明H6有阳性。Shi等^[23]2011-2012年监测了洞庭湖地区野禽禽流感病毒感染状况，发现野禽感染AIV的感染率为5.19%，其中H6亚型占分离病毒的8.7%。此外，张智明^[24]在黑龙江省三江地区的野鸟中分离到l株H6N2亚型AIV。

H6亚型禽流感病毒于1965年首次从火鸡体内分离，随后从水生和陆生的家禽体内均能频繁的分离到该病毒。我国自2000年以来在家禽中已有分离到H6亚型禽流感病毒的报道，其流行和传播呈上升趋势，是我国南方地区家禽常见的亚型之一。

Chin等^[25]分析了1975-1981年和1997-2000年香港家禽携带禽流感病毒情况，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病毒N亚型很多，包括N1、N2、N4、 N5、 N8、N9，病毒主要来源于鸭子；1997年之后扩大监测物种的范围，H6病毒的分离率上升，主要为H6N1和H6N2共同流行,其他亚型还有H6N7及H6N9。其中1997年活禽市场分离到的一株H6N1亚型AIV，因其中7条基因与感染人的H5 AIV高度同源性，说明H6与H5 AIV的内部基因可能不停地在这两个亚型之间进行重配,从而增加跨物种传播的风险。2000-2005年期间，Huang等^[26]对中国南方6省的禽类进行监测，共采集标本153 063份，共分离到了1325株H6 AIV,病毒亚型主要为H6N2，其次为H6N1，还包括H6N6和H6N5亚型。病毒主要分离于水禽鸭和鹅，部分分离于鹧鸪、鹌鹑，极少分离于鸡。病毒全年都能分离到，冬春季节高于其他季节。2006-2007年对中国南方持续监测，分离到了1849株H6 AIV，主要分离于鸭群，分离率为3.3%，约95%分离于广东和福建省的活禽市场。病毒NA的亚型主要为N2和 N6(95%)，少数为N1、N5、N8和N9^[27]。Zhao 等^[28]2002-2010年在中国东部活禽市场进行监测，共采集标本13 103份，分离到375株H6病毒，发现全年都能分离到H6 AIV,分离率达到2.68%，亚型以H6N2为主，其他亚型还包括H6N1、H6N2、H6N5、H6N6和H6N8。Wang 等^[3] 2008-2011年在上海、安徽、浙江、江苏、福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山东、广西、广东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活禽市场共采集标本29 305份，分离最多的为H9，其次为H6 1145份(3.9%)，亚型主要为H6N2和H6N6。

上述研究表明，H6 AIVs 在我国多个地区的家禽中存在。H5、H9、H6 3个亚型AIV在禽群中同时存在使禽流感疫情变得更加复杂，这是禽流感流行的新趋势，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1997年香港禽流感事件过程中，有学者同时从活禽市场分离到了一株H6亚型AIV，研究发现该病毒拥有与引起人死亡的H5N1病毒相同的7个基因，H6 AIV是H5N1 AIV的基因供体还是受体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兴趣，这也为研究AIV病毒突破种间屏障感染人的机制提供宝贵的依据。早期1991年Beare和Webster^[29]用鸭源 H6 AIV感染人，部分志愿者出现轻微的呼吸道症状，还有部分志愿者的血清H6 AIV抗体阳性。陈妍梅等^[30]2007年在广西健康青年血清抗体调查发现，在人群中检测到H6 AIV的特异性抗体; 同年美国学者也报道火鸡场工人和兽医血清抗体检测呈H6阳性^[31];这些研究均表明，H6 AIV可以感染人。

2013年5月，台湾1名流感样症状的20岁女性患者因呼吸急促而入院。从该患者的咽拭子标本中分离到1株甲型流感病毒，该病毒经台湾疾病控制中心鉴定为H6N1亚型禽流感病毒A/Taiwan/2/2013，目前传染源仍不确定。Wei等^[32]分析了该病毒的HA及NA系列，表明此株病毒与台湾2000年之后鸡群流行的H6N1病毒高度同源，值得注意的是，该病毒HA蛋白发生的G228S突变可能会增加其与人源α2-6连接的唾液酸受体的亲和力。为进一步探索该病毒的起源及分子生物学特征，Shi等^[33]对该病毒的全基因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该病毒为禽源且低致病性，不能在哺乳动物的上呼吸道有效复制；病毒由在台湾家禽中流行的不同基因谱系的H6N1病毒重配而成，HA蛋白的另一突变P186L也可能会增加病毒与人源受体的结合能力并增强该病毒对哺乳动物的致病性。该病例为首例人感染野生型甲型禽流感H6N1病毒，也是全球找到人感染H6 AIV的直接证据。

H6 AIV根据HA基因的特征，可以分为北美谱系和欧亚谱系，北美和欧洲的迁徙性鸟群中能够检测到大量H6 AIVs。zu Dohna等^[34]分析了NCBI 291条H6的序列，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在北美分离的H6 AIV 100%为北美系，而21世纪分离的H6 AIVs 仅20%属于北美系，可见欧亚的毒株自21世纪早期即较频繁的传入北美，而所有病毒的NA均属于北美系，表明北美和欧亚的毒株之间发生了重配。Krauss 等^[35]对北美和欧亚两个的序列进行分析表明，两者存在单个或者几个基因的交换，但是还没有发现具有完全相同病毒基因片段的禽流感病毒跨越半球传播。美国学者Driskell等^[36]研究表明，北美洲H6 AIVs NA亚型较多，毒株间的免疫原性和复制力也不尽相同，一些毒株能在家禽和小鼠呼吸道中复制。欧洲学者Corrand等^[37]报道，2010年法国火鸡场暴发H6N1禽流感，部分火鸡表现出呼吸道症状，且有5％的火鸡窒息而死，表明H6亚型AIV对家禽的致病性有增强的趋势。Shi等^[33]研究表明，2013年台湾首次报道的感染人的A/Taiwan/2/2013(H6N1)是由在台湾家禽中流行的不同基因谱系的H6N1病毒重配而成，除了PB1基因外，其余的7个片段均与台湾鸡群分离的A/chicken/Taiwan/A2837/2013 (H6N1) 处于同一分支，而PB1位于台湾2004 2005年分离的H6 AIVs 分支。因此，台湾不同谱系的H6 AIVs 之间发生了重配，且重配病毒有感染人的风险。Jian Yuan 等报道A/Taiwan/2/2013 的PB2,PA,和 M基因与A/chicken/Taiwan/0101/2012(H5N2) 位于相同的分支，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说明台湾的H6N1 与 H5N2 之间发生了重配。

H6 AIV是我国南方地区家禽和水禽常见的亚型之一，中国H6 AIVs流行情况较为复杂，存在着多个不同的基因型。Huang等^[26]分析了170株从水禽分离的H6 AIVs的基因特征，将欧亚系的H6 AIVs分为5个基因谱系，即早期、W312-like、Group Ⅰ、 Group Ⅱ及 Group Ⅲ。早期主要是20世纪70-80年代香港监测的毒株，此阶段H6 AIVs的NA亚型比较丰富，包括N1、N2、N4、N5、N8等。Group Ⅰ以Dk/ST/339/00(ST339-like)为代表，主要在2000-2003年分离于中国香港和广东省汕头市的家禽中，NA的亚型主要为N2，少数为N6。Group Ⅱ 以 WDk/ST/2853/2003 (ST2853-like)为代表，为2002-2005年流行于广州市和福建省家鸭的H6 AIVs，亚型包括N2和N6。Group Ⅲ以 Dk/HN/573/02(HN573-like)为代表，NA的亚型比较丰富，包括N1/N2/N4/N5/N6/N8。

一般来说，HA1、HA2间裂解位点的氨基酸序列是决定病毒毒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所有高致病力病毒在这一区域都含有多个碱性氨基酸序列，而低致病力毒株这一区域常含有1～2个精氨酸，现有分离的H6 AIVs 均报道为低致病性，HA基因剪切位点的氨基酸序列存在几种类型，即PQIETR↓G，PQIATR↓G，PKVETR↓G，PQIKTR↓G，PQVETR↓G，可见剪切位点的第1个和末尾的3个氨基酸是非常保守的，可能与维持该亚型毒株的自身特性有关，而发生变化较频繁的是第2、3、4位氨基酸。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陆续有从陆生家禽中分离到这些位点(第2、3、4位氨基酸)突变为另外一个碱性氨基酸的报道，可能与H6 AIVs对陆生家禽的适应改变有关。

通常，流感病毒感染的宿主范围具有一定的特异性，而这种特异性是由病毒的血凝素HA和受体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流感病毒HA蛋白主要结合宿主细胞膜上的唾液酸糖脂或唾液酸糖蛋白的唾液酸受体，受体末端主要有两种构象形式：唾液酸α-2,3半乳糖(SA α-2,3 Gal)与唾液酸α-2,6半乳糖(SA α-2,6 Gal)。流感病毒的亚型众多，其HA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差异性大，相似度只有50%左右，导致其受体结合位点的氨基酸组成和构象也不一致，故此不同亚型流感病毒的细胞受体结合特性也有区别。一般认为，人流感病毒主要与SA α-2,6 Gal受体结合，而禽流感主要与SA α-2,3 Gal受体结合^[38]。研究发现，HA受体结合位点的第226位和228位氨基酸残基与流感病毒受体结合特性密切相关，如对H2、H3亚型流感病毒，HA蛋白226位的氨基酸残基为L以及228位的氨基酸残基为S时，识别SAα-2，6 Gal受体，若226位是Q以及228位是G时识别SAα-2，3 Gal受体。研究表明，HA蛋白上的其他多个位点对其结合人或禽受体的特异性也是很关键的，而且在不同亚型的流感病毒中，发挥作用的氨基酸组合也不尽相同^[39]。Imai等^[40]研究发现，HA 蛋白226L/228S或者224N/226L加上158～160的糖基化丢失，会导致H5N1亚型病毒主要识别SA α-2,6 Gal，目前报道的H6 AIVs 226位主要是Q,没有发生226L的氨基酸突变，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中国广东省猪群分离的H6N6、台湾鸡场分离的H6N1和2013年台湾报道感染人H6N1的HA均出现了G228S突变，这一突变是否会增加H6亚型禽流感病毒与人源α2-6连接的唾液酸受体的亲和力，需要进一步的实验证明。此外,HA上的另外一些重要位点发生的氨基酸替换也会导致病毒受体结合特性的改变，Lin等^[41]研究表明，H3亚型季节性流感病毒的HA蛋白发生D225N突变导致病毒与SA α-2，6 Gal受体结合亲和性急速降低；1918 H1N1、2009甲型HlNl HA G225D位点氨基酸突变导致病毒与SA α-2,6Gal受体的亲和性增高，从而使病毒具有双受体结合特性^{[42, 43]}。更多氨基酸替换，如S133V、S137A、A138V、G143A、N158S、N186K、E190D、T192I、Q196R、N197K、S227N、G228S均与H5N1病毒受体结合特性转换相关^{[44, 45]}，即由识别SA α-2,3Gal转变为SA α-2,3Gal、SA α-2,6Gal双受体结合。Zhang等^[4]2008 2011年间对中国活禽市场监测，H6 AIVs HA 226均为Q,228为G,但是部分毒株138位的氨基酸突变为S,受体分析表明有34%的H6 AIVs能结合SA α-2，6 Gal受体，具有双受体结合特性，病毒受体结合特性转换的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

AIV不同亚型之间能多重重组并能产生具有新的生物学特征的病毒,这种多亚型病毒间重组产生的新型病毒表现出对人类的威胁越来越大。更为重要的是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还可以直接感染人或者为感染人类的禽流感病毒提供基因。随着野生鸟类的迁徙及日益发达的禽类贸易，H6 AIVs在中国南方禽类已有大面积扩散的趋势，所表现出来的生物学特性也日益复杂。水禽和家禽都能大范围、多元化、持续性感染，携带低致病性的H6禽流感病毒，一旦有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参与重组，则很有可能产生具有更加复杂的生物学特性和更强致病性的H6亚型AIV。因此，应加强对H6亚型低致病性病毒的生物学特性的研究，了解这类病毒对我国流感病毒的传播以及病毒变异方面起的作用，对加强我国禽流感的综合防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