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毒品是相对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而言，主要指冰毒(甲基苯丙胺，MDA)、摇头丸(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和K粉(氯胺酮，katamine)等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类毒品，是由国际禁毒公约和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20世纪90年代早期，新型毒品被称作“俱乐部毒品”、“舞会毒品”、“休闲毒品”开始在西方国家流行，随后很快波及中东和东方等国家和地区，现已遍及世界各地。我国毒品滥用经历了鸦片流行期、海洛因流行期，现处于海洛因流行与新型毒品流行共存且逐渐显示出新型毒品优势地位的阶段。2014年我国公安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已达258万人，阿片类138万人，占53%；合成毒品117万人，占45%；其他3万人，占2%。温州市为浙江省重点禁毒城市，吸毒人员已超过6万人，约占全省吸毒人数的40%左右，排列全省第1位。2009年对温州乐清市102人在押吸毒人员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吸食新型毒品者高达57.3%^[1]。

传统毒品滥用者共用针具静脉注射吸毒造成艾滋病等疾病的感染传播是通过血液途径实现的。目前，性传播途径已成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的主要传播途径，吸食新型毒品后的无保护性行为、群体性行为等增加了艾滋病性病感染传播的风险，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 ^[2]。本研究通过比较温州市2010-2014年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滥用者人口学特征、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情况、吸毒行为及商业性行为特征，HIV、 丙型肝炎病毒(viral hepatitis C virus，HCV)及梅毒螺旋体(梅毒)感染情况，分析两类毒品滥用者艾滋病性病感染风险，为进一步探讨温州市吸毒人群行为干预模式提供依据。

2010-2014年4-8月新进入温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及辖区内乐清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4102名毒品滥用者为本次研究对象。按毒品定义及吸毒种类将其进行划分归类，滥用冰毒、K粉(氯胺酮)、摇头丸、麻古任一种或多种者归为新型毒品组，共2027人；滥用海洛因、可卡因、鸦片、大麻、吗啡、哌替啶任一种或多种者归为传统毒品组，共1947人；两类毒品混合使用者128人归为混合毒品组。因混吸者人数较少，本研究暂不讨论。

采用国家统一制定的吸毒人群哨点监测问卷，由经培训的2~4名强制隔离戒毒所医务人员对吸毒者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及血样采集，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吸毒行为、性行为等，要求问卷填写无缺漏项并当场纠正填写逻辑错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工作人员除定期对问卷内容填写进行二次核查外，并对问卷编号与血样编号的匹配进行检查。问卷中艾滋病相关知识共8 题，答对任意6 题即判为知晓。

凡填写调查问卷者需按《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09版)》相关要求采血并进行HIV、HCV及梅毒抗体检测。HIV抗体检测初筛、复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复检阳性者进行免疫印迹实验法(WB)确证；HCV抗体检测初筛、复检均用ELISA法；梅毒初筛采用ELISA方法，复检则采用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诊断试剂检测。

所有合格问卷经整理后采用EpiData 3.1软件录入，运用SPSS 19.0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及χ² 检验。

4102名毒品滥用者中，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滥用者分别占49.42%和47.46%，其余为混合毒品滥用者。2010-2014年新型毒品滥用者所占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最低为35.08%，2012年最高为57.93%；传统毒品滥用者所占的比例2011年最高为59.66%，之后下降至2014年的最低点39.88%，见表1。

新型毒品滥用者中，女性、30岁以下、未婚、同居、外省户籍、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分别为22.15%、43.31%、28.76%、22.65%、32.12%和70.55%，依次高于传统毒品组的6.37%、22.50%、23.78%、11.71%、21.88%和59.07%，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1)，见表2。

新型毒品滥用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为76.02%(1541/2027)，高于传统毒品组的73.24%(1426/19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065，P＜0.05)。

新型毒品滥用者中，有过注射吸毒史的有237人，注射吸毒率为11.69%(237/2027)低于传统毒品组的28.86% (562/19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92.372，P＜0.0001)；从性别来看，新型毒品组男性、女性注射吸毒率分别为13.18%(208/1578)和6.46%(29/449)，均低于传统毒品组的28.36% (517/1823)和36.29%(45/1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新型毒品注射吸毒者中曾与他人共用过针具的有54人，共用针具率为22.78% (54/237)，与传统毒品组的19.40%(109/56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991，P>0.05)，男女性别间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最近1年内，发生过商业性行为新型毒品滥用者有644人，发生率为31.77%(644/2027)，高于传统毒品组的25.01% (487/19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7.656，P＜0.0001)；新型毒品组男性33.08%(522/1578)发生过商业性行为，高于传统毒品组的20.84%(380/18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两组女性吸毒者的商业性行为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商业性行为发生时，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滥用者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分别为14.44%(93/644)和13.76%(67/48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974名毒品滥用者中，HIV抗体阳性者共10人，新型毒品组与传统毒品组的阳性率分别为0.20%和0.3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486，P>0.05)。新型毒品组HCV抗体阳性率为28.61%，低于传统毒品组的31.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464，P＜0.05)；梅毒阳性率为8.58%，高于传统毒品组的4.7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²=22.279，P＜0.0001)。从性别来看，女性HCV抗体阳性率新型毒品组低于传统毒品组(χ²=43.055，P＜0.0001)，梅毒阳性率新型毒品组高于传统毒品组 (χ²=5.298，P＜0.05)，见表3。纵向来看，2010-2014年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滥用者HIV、HCV及梅毒阳性率有所波动，未形成明显变化趋势，见表4。

我国自2004年首次公布新型毒品滥用人数以来，登记在册新型毒品滥用者从2004年的10.8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79.8万人，新型毒品占所有毒品滥用者的比例由2004年的9.5%增加到2012年的38.0% ^[3]。温州市2004-2009年对吸毒人群的HIV监测结果显示，2004-2009年毒品滥用者中新型毒品食用者所占比例依次为1.46%、1.34%、4.28%、13.96%、19.41%和25.06%，呈逐年上升趋势^[4]。本次研究结果与其一致，2010-2014年新型毒品滥用者所占比例依次为41.38%、35.08%、57.93%、55.44%和57.78%，提示新型毒品滥用形势日益严峻，已替代传统毒品成为温州市的主导毒品。建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加大力度遏制新型毒品的流行泛滥。

与传统毒品滥用者相比，新型毒品滥用者女性比例较高，年龄30岁以下、未婚/同居、外省户籍、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均较多，该特征与国内相关研究一致 ^[5]；两类毒品滥用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均在70%以上，与青岛市调查结果一致，但低于苏州市 ^[6]。新型毒品滥用者常以聚会的方式一起吸食，主要集中在KTV、酒吧、迪厅等娱乐场所或是宾馆酒店，其中不乏专门陪客人吸食新型毒品的女性及女性商业性工作者。建议针对该类人群特征在相应场所进行新型毒品危害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的宣传，也可尝试在中学、大学校园中开展相关普及教育活动。

目前，新型毒品的滥用方式主要以口服和混合饮料服用为主，但采用注射方式吸食冰毒、氯胺酮的比例在不断上升^{[7, 8]}。本研究结果显示，2027名新型毒品滥用者中11.69%的人有过注射吸毒史，低于传统组(28.86%)，但两组滥用者共用针具比例均为20%左右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新型毒品滥用者多次共用针具注射吸毒的行为使其面临着与传统毒品滥用者同等地通过血液感染传播HIV等疾病的风险。

新型毒品滥用者商业性行为发生率为31.77%，高于传统毒品组，两组安全套每次使用率均较低，仅为14%左右，与青岛市调查结果一致^[6]。新型毒品滥用者多为性活跃的青年人，其性行为对象不仅包括配偶、恋人等固定伴侣，还大量涉及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场所偶遇的陌生人及商业性工作者。与传统毒品相比，新型毒品诱发性冲动、增强性能力、减弱性克制力的药理性和神经性作用，常易使滥用者与他人发生高频、无保护的群体性行为 ^[9]，而正确使用安全套，能有效降低他们因高危性行为感染HIV等疾病的风险。据了解，他们安全套使用率低的主要原因有：新型毒品滥用者普遍对艾滋病感染风险缺乏认识；强烈药物刺激产生兴奋导致他们失去判断力难以坚持使用安全套，或因兴奋过度造成使用安全套后无法射精而不愿使用安全套；此外，临时性行为和群体性性交不可能做到每次都使用或更换安全套，与熟悉的朋友性交时出于感情和信任认为使用安全套是不必要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新型毒品滥用者HIV抗体阳性检测率为0.20%，与传统毒品组的0.3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CV、梅毒检测阳性率分别为28.61%和8.58%，前者低于传统组，而后者高于传统组。女性传统毒品滥用者较高的HCV感染率，与其相应较高的注射吸毒率有关；而男性新型毒品滥用者较高的梅毒感染率，与其相应较高的商业性行为发生率有关。2010-2014年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滥用者HIV、HCV及梅毒阳性率虽有所波动，但尚未形成明显变化趋势，需日后持续关注。

与传统毒品的生理依赖相比，新型毒品在心理上造成的依赖性高，它对人体危害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使许多年轻人意识不到危险存在。新型毒品滥用者的高频、无保护的群体性行为使其易感染HIV等疾病；与此同时，静脉注射新型毒品的滥用者也已成为HIV等疾病血液传播的潜在威胁。由此可见，新型毒品滥用者正面临着HIV等疾病血液传播与性传播的双重风险，尤其女性滥用者应引起重视。在艾滋病的各类高危人群中，均有一定数量的新型毒品滥用者，如女性性工作者、男男性接触者、嫖客等 ^[10]。目前，除对公众进行新型毒品危害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外，亟需探讨针对新型毒品滥用者的特有干预模式降低毒品滥用者HIV、HCV及梅毒的感染传播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