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是我国艾滋病流行最早的地区，1989年首先在中缅边境注射吸毒人群中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的流行^[1]。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州)地处云南省东南部，是云南省第四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和部分社会经济指标居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首；辖3市10县，总人口450.1万人；1995在开远市吸毒人群中发现HIV感染者，2010年开始开远市和个旧市戒毒所被纳入国家级艾滋病吸毒人群哨点进行监测，现将20102014年两个吸毒人群哨点的监测结果报告如下。

调查对象为20102014年进入两个戒毒所内的吸毒者，包括口吸、静脉或肌内注射海洛因、可卡因、鸦片、大麻、吗啡、冰毒、K粉、摇头丸等毒品的吸毒人员。

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在监测期内与监管场所常规筛查工作相结合，严格按照《云南省艾滋病哨点监测方案》要求开展监测，对所有新入所的吸毒者均列为监测对象，按入所的先后顺序进行连续抽样(因哨点监测为连续的横断面血清学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并未剔除原有阳性结果，如果调查对象出去后又在新的一个年度里进来的仍然列为监测对象)。按知情同意的原则，由调查员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目标人群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吸毒行为、性行为和安全套使用等方面。同时采集血样3～5 ml进行HIV、丙型病毒性肝炎病毒(HCV)和梅毒螺旋体(TP)抗体检测，2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负责HIV、HCV和TP的初筛检测，复检和确认在红河州CDC确认实验室检测，检测试剂由云南省CDC统一下发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历年监测资料通过客户端录入，网络在线传输的方式上报至国家艾滋病哨点监测数据管理系统内，导出数据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汇总和统计学分析，组间构成比比较采用线性χ²趋势检验，计算线性相关值，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Enter法，0.05进入，0.10退出。

20102014年分别调查665、637、731、811和1252人，5年累计完成4096人的调查，其中男性3779人，女性317人，男女性别比为12∶1，历年监测性别构成比线性趋势检验虽有统计学联系，但基本保持稳定。5年监测对象平均年龄为(33.04±8.893)岁，最大年龄69岁，最小年龄14岁，以20~40岁组居多，但<20岁年龄组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而40岁以上年龄组有下降趋势(χ²=55.342，P<0.001)；婚姻状况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222，P=0.637)，以未婚人群为主，波动在46.8%~63.6%之间。民族以汉族为主，但哈尼族从2010年4.4%，增加到2014年的29.6%(χ²=123.436，P<0.001)。文化程度为小学以下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而初中以上有逐年减少的趋势。户籍以本省为主，占95%以上，外省较少，占5%以下，历年监测构成比虽有统计学意义，也基本保持稳定。红河州吸毒人群吸食毒品以海洛因为主，但所占比例从2010年的99.2%，下降到2014年的80.8%，而冰毒则从0上升到2014年的10.6% (χ²=178.83，P<0.001)，见表1。

20102014年间，吸毒哨点人群注射吸毒比例和入所前1个月注射吸毒比例均有明显下降趋势(χ²分别为501.355和46.079，均P<0.001)；但历年间共用针具比例和入所前1个月共用针具频率却无统计学意义(χ²分别为2.983和0.186，P分别为0.084和0.297)。20102014年入所前1个月性行为波动在28.9%~44.0%之间，虽有统计学联系，但基本变化不大。最近1年吸毒人群有商业性性行为的比例波动在6.8%~26.6%之间，5年监测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013，P=0.909)，但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构成比差异、最近一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构成比、最近一次与固定性伴使用安全套比例和最近1年不安全的商业性行为比例5年监测表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变化不大，基本在95%以上，各年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307，P=0.129)；但干预覆盖率却有下降趋势(χ²=135.640，P<0.001)。

20102014年5年间静脉注射吸毒人群HIV感染率远高于口服吸毒人群，其χ²值分别为50.149、143.277、82.845、141.144、237.421，均P<0.001，同样丙型病毒性肝炎(丙肝)抗体检测阳性率在20102014年间静脉注射吸毒人群感染率也高于口服吸毒人群，χ²值分别为199.099、32.526、89.353、211.911、449.354，均P<0.001；而TP抗体检测率5年监测表明静脉吸毒人群与口服吸毒人群χ²值分别为0.039、3.345、0.218、1.065、1.837，均P＞0.05，说明两类吸毒哨点人群TP抗体检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从5年监测HIV感染趋势分析，口服吸毒人群感染率未出现增加或降低的趋势，但静脉吸毒人群其HIV感染率有下降趋势，从2010年49.7%下降到2014年的40.3%，而TP和丙肝抗体检测阳性率在20102014年间无论口服吸毒人群或者静脉注射人群其感染均有下降趋势，见表3。

以是否感染HIV与人口学特征、吸毒和性行为学特征进行行×列表χ²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份影响因素虽有所不同，但年龄组、有注射吸毒史、与别人共用针具史及干预覆盖率4个变量对HIV感染每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变量只是部分年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4。

以监测对象是否感染HIV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变量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Enter法，0.05进入，0.10退出)，结果显示，不同年份影响吸毒人群感染HIV的危险因素不尽相同，但年龄>30岁，注射吸毒，共用针具，女性，离异，最近1年有过商业性性行为和干预覆盖率是吸毒哨点人群HIV感染的危险因素，而文化程度及艾滋病知晓率与HIV感染每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1989年云南省首先在中缅边境瑞丽市吸毒人群中发现HIV感染者，1995年红河州在开远市吸毒人群中发现3例感染者，1997年感染率上升到70.3%^[2]，至2005年开远市注射吸毒人群感染率维持在40%以上^[3]，红河州注射吸毒人群HIV感染在1~2年内很快达到饱和状态(感染率达60%~70%)，这种流行特点与亚洲许多国家十分相似^[4]。疫情分析表明自2007年后，红河州艾滋病疫情逐渐由流行初期的以注射吸毒人群感染为主转变为以异性性接触感染为主，吸毒哨点人群监测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2014年吸毒人群哨点HIV阳性率只有19.3%。分析近5年间吸毒哨点人群资料可得知，虽然吸毒人群HIV流行有下降趋势，但吸毒人群人口学特征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红河州主要体现为少数民族吸毒人群规模在扩大，其哨点少数民族构成比超过了汉族，而且低年龄组(<20岁)人群及吸食新型毒品冰毒的人员也明显增加。低年龄人群使用新型毒品后因神经处于兴奋状态激发性很快^[5]，易产生无保护性的性行为^[6]，而目前此类人群仍是艾滋病监测和干预难于接近的人群。

共用针头/注射器是吸食海洛因等传统毒品者感染HIV的危险因素^[7]，2004年后，红河州个旧和开远市是首批进入全国美沙酮维持治疗的试点地区。近5年监测表明有注射吸毒史的人群，2014年与2010年相比减少近50%，但注射吸毒人群共用针具比例却变化不大，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注射吸毒、共用针具和年龄>30岁是吸毒人群历年感染HIV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年龄>30岁吸毒人群HIV感染率高于30岁以下人群，可能与长期注射吸毒导致感染暴露机会增多有关。而干预覆盖率高也是感染HIV的危险因素，可能由于注射吸毒的人群接受了更多干预服务导致，因此只有持续推行清洁针具交换和美沙酮维持治疗等来实现吸毒人群吸毒行为的改变才能降低高危吸毒行为，从而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的流行。

吸毒人群除经静脉吸毒传播艾滋病外，还同时存在性传播途径，吸毒人群的双重传播途径是我国艾滋病流行的温床^[8]，20102014年吸毒哨点人群监测结果表明，入所前1个月有过性行为的占28.9%～44.0%，而且最近1年发生过商业性性行为的比例也有9.2%～26.6%，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女性、最近1年有过商业性性行为是吸毒哨点人群艾滋病感染的危险因素，提示应增强针对女性吸毒者以安全性行为和安全注射为重点的有效行为干预。

吸毒人群的高危行为表现为药物滥用、共享针具，多性伴的无保护性的性行为^[9]，针对吸毒人群哨点发现的高危性行为及各类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较低的实际情况，建议今后除应继续加强对传统毒品吸毒人群的干预外，还应特别关注红河州少数民族和新型毒品的专题调查，采取以社区为基础，通过外展服务、培训、同伴教育等多种方式进行吸毒人群的高危行为干预，对于扼制此类人群通过性途径向一般人群传播艾滋病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