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监测通常指有计划、连续和系统地收集、分析、解释与反馈疾病在人群中发生、发展、控制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或信息，用于公众健康教育与促进、制定疾病预防控制策略和评价预防控制措施效果的公共卫生情报工作。早在20世纪初，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就已经引入了监测的部分概念，开始了法定传染病的报告。中国大陆(下称“我国”)传染病监测始建于1950年，以被动地收集、汇总全国辖区法定传染病数据为监测任务。20世纪70年代后，许多国家广泛开展监测工作，并将监测内容扩展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评价预防措施和防病效果，逐渐从单纯的生物医学角度的监测发展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方面的监测，近年来又向健康生态学模型方面的监测与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拓展。

自2003年初我国SARS危机事件以来，在优化传统监测项目基础上，建立以事件管理为核心的相关信息监测，监测手段先进，数据分析利用高效。在预防控制传染病、应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防范传染病因素的社会安全事件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文拟对我国传染病监测实践进行述评，刍议传染病监测相关概念，及传染病监测新常态的特征、问题与展望，供同仁参考。

我国颁布的与传染病监测有关的主要法律法规有：①1955年卫生部制定了《传染病管理办法》；②1978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③1986年12月2日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1987年5月1日起施行；④1989年2月21日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并于同年9月1日起施行；⑤1991年12月6日卫生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⑥2003年5月4日卫生部颁布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⑦2003年5月7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并于同年5月9日起施行；⑧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修订通过，自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⑨2003年11月7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37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⑩2005年12月27日《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发布，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B11 2007年8月30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B12 2012年6月11日卫生部发布《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管理办法》(卫办应急发[2012]11号)。上述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系统地确立了我国对传染病的预防、疫情监测与报告、风险评估与预警、通报和公布、疫情控制、应急处置、医疗救治、监督管理、应对准备与保障措施的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传染病监测与应对工作开始全面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管理轨道。

纵观传染病监测发展史，监测的概念与定义有其时空特征。即不同历史阶段疾病监测的内涵不同，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监测内容有别。下面从疾病监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测预报、预警和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等有关监测的关键词来加以述评。

建国初期，疾病监测主要涉及被动的收集、汇总全国法定传染病数据为任务，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疾病监测的概念的引入与我国实践，正如曾光教授于1989年所述的疾病监测定义：“疾病监测是长期地、连续地收集、核对、分析疾病的动态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资料，将信息及时传达给一切应当知道的人，以便随时采取干预措施^[1]”。这一定义的内涵为：①强调长期地、连续地收集疾病的动态资料，唯此才能及时发现疾病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②对收集的资料要做认真核对和分析，对资料经过去粗取精才能归纳出有用的信息；③要及时上报和反馈信息，使一切应该了解信息的人都能迅速地知道。结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实践与有效法规保证，认为这个定义主要着眼于我国全人群疾病数字和疾病人群特征信息的情报工作，对掌握疾病动态、疾病顺位与危害程度及其基本流行病学特征信息至关重要，依然是我国今后长期传染病与非传染性疾病监测最重要、最基本的基础理论。

自2003年SARS危机事件后，同年5月7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指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突发事件。根据这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义与应对SARS事件的实践经验，结合2001年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组织笔者编制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管理系统研发需求方案，笔者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一般包含以下三层概念^[2]：①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常态下，有计划、连续、系统地收集、分析和解释同突发事件有关的公共卫生信息，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身，并对其提出预警预报，使处在决策和应急岗位的人员及时掌握信息；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系统地收集、分析和解释对人们健康危害、其他负面影响情况，以及干预措施效果等信息，并及时将分析和解释信息分发给应该知道的人或社区；③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继续系统地收集与事件有关的信息，以总结经验教训，评价干预措施效果，为调整公共卫生政策和策略、改进健康行为服务。

本概念的内涵：①强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前、事中、事后监测的框架，从而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前监测是关键，主要任务是为能够早期识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风险问题，做出预测预报；事中监测是重点，主要任务是建立针对性强的应急监测指标与机制，监测事件发生、发展、控制、消除等全过程情况，并通过初始报告、进程报告、阶段报告、结案报告等作为，适时确定防控策略；事后监测是根本，主要任务是为评估、总结、交流事件经验教训，不断提高人类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②监测内容有别：事前监测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念范畴的事件及其相关信息，相关信息如传统疾病监测的信息、不明原因或异常病例事件、特殊人群症候群信息、舆情信息、应对能力信息、以及(国内外)可能导致事件风险的信息等；事中监测包括事件出处、性质、特征、可能病因(病原或致病因子、流行病学病因、大数据相关性关系因素等)、控制措施与效果等；事后监测包括后续效应、经济损失、政治与社会影响等。③常态下的预测预报是指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义出发，对所监测的各种卫生项目的信息进行分析整合，确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测预报指标的单位时间容量，并在监测实施过程中对达到或超过预测预报指标的事件进行报告的业务技术活动^[2]。《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与2004年以来我国传染病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实践，能较好地诠释了这个概念。

预警有传染病预警与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传染病预警是以监测数据为基础，经过预警模型分析运算作出预警判断^{[3, 4]}，或有重要公共卫生影响的传染病病例或新发再发传染病病例。传染病预警与上述常态下突发事件监测的预测预报可以认为是同类概念，从我国已有实践来看，传染病预警是基于我国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数据库分析，并通过“互联网+”作出预警，而预测预报是基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规定的内容与标准从突发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进行预报的突发公共卫生“苗头”事件，并通过“互联网+”通报预警信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是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预测预报事件，由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风险评估，并根据《预案》中突发事件的级别与响应原则，向政府提出重点防范措施的建议，并由相应级别的政府决定向相关部门通报或向公众公布防范警告的政府行为。预警方式可分为内部预警、公众预警两部分。内部预警也叫部门预警，主要向卫生系统等有关部门通报重点防范措施；公众预警是通过媒体用通告和公告形式公布重点防范措施。预警信息包括事件的性质、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也是建立在监测数据基础上，故常有监测预警一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预警是指通过收集、整理、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资料，评估事件发展趋势与危害程度，在事件发生之前或发生后发出警报，以便相关责任部门及事件影响目标人群及时做出反应，预防或减少事件的危害^[5]。这个定义可以看成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中，强调预警信息的产出功能，但监测不仅仅用于预警，如监测与风险评估、监测与风险沟通、监测与干预等等。

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是指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或其他突发事件的公共卫生风险进行评估，并提出风险管理建议的过程^[6]。本定义结合我国近年来风险评估的实践，其内涵是：①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是建立在监测数据基础上，并同时又具有监测的特征^[7]。一是在风险评估准备中尚需收集与议题相关的宿主(含动物媒介)资料、背景(含卫生资源及其准备情况、政策与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等)资料，以及必要补充病因危害(威胁)的认知与研究资料，这是传统监测资料收集的拓展；二是风险识别是找风险问题或因素(含风险来源)，并描述风险问题或因素特征的过程，这是传统监测深度描述分析、提出风险假说的过程；三是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这是对所识别的风险假说因素按照风险分析路径与风险评价准则确定风险程度(等级)的过程，是传统监测结构化解释过程；四是提出风险管理建议，包括预警建议是通过规范的行政文书程序由相应级别政府或部门组织实施风险管理的过程，这是传统监测最有效、最规范的信息分发与利用过程。因此，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是传统监测概念的升级版。②风险评估是以风险议题(问题)为导向，专家团队为技术支撑，结构化决策程序为评估框架，提供分类与优先顺序的风险要素管理建议为目标，是当下面对复杂多变的传染病防控、公共卫生问题遴选、卫生应急、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决策的最有效手段，不但为面对不确定性、复杂性、多因性的事件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也为规避管理决策本身带来的高风险提供路径。③风险评估是基于大数据分析机制与对传统决策思维的拓展，从应对新发等传染病、不明原因疾病的决策中，不必寻求找到病原或具体致病因子，可以根据流行病学病因，甚至依据大数据的相关关系的因素特征就可以做出科学决策。

我国法定传染病监测始建于1950年，以被动地收集、汇总全国全人口法定传染病数据为监测任务^[8]，特点是重视传染病流行期的监测，并对此作出迅速反应^[9]。当传染病发生后，基层卫生防疫机构按旬、月手工填写疫情数据报表，逐级向上一级卫生防疫机构邮寄报送，直至上报至国家卫生部^[10]。1986年开始，随着计算机与点对点通讯技术的应用，全国疾病报告计算机网络系统诞生^[8]。这个系统由信息管理系统(PHIS)与通讯管理系统(Tongxun)组成，逐步推向全国使用，替代了手工疫情报表与邮寄传递方式；福建省于1991年开发了疫情数据管理与分析自动化系统(HRT)^{[11, 12]}，与PHIS系统比较，HRT系统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对旬、月、年、任意时段的疫情进行快速处理，自动生成疫情分析报告(文字图表并茂)或年度汇编报告。2003年SARS危机事件后，根据2001年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组织的需求研究开发，于2004年1月推出了《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的最大特点是基于互联网的浏览器/服务器(B/S)构架，通过对各级用户授权即可对传染病进行网络直报、审核确认、查询分析，并以传染病个案信息进行管理，增加大量疾病特征信息、报告质量信息。该系统实施后报告时效值由原来1周降至现在的0.7 d，甲类管理的传染病降至2 h以内^[13]。该系统综合我国40余种传染病最基本的信息，是最重要、宏观的法定传染病监测系统，其数据规模，优良的监测系统特性可谓世界第一。

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全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全国有29个省(直辖市)的2.3亿居民受灾，近2000万人痛失家园，伤病、失踪、死亡的人数达80多万，估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人民币。灾后评估病情、伤情、疫情等信息报不上来，救灾防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工作缺位。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原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于竟进教授组织全国技术力量对确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管理系统》、《救灾防病信息报告系统》、《卫生基本信息系统》，以及上述《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改造)项目进行研发。为配套《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实施，卫生部于2004年1月推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管理系统》^[14]，该系统的最大特点是：①以事件为基本单位进行管理，通过初次进程或多次进程、结案等报告方式对事件发生、发展与控制等全过程进行管理；②监测内容超出传染病类事件，包括传染病事件(甲、乙、丙与其他非法定传染病)、突发中毒事件(食物中毒、急性职业中毒、其他中毒)、环境因素事件(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预防接种与服药事件(群体性预防接种反应、群体预防性服药反应)、医源性感染事件、放射事件(放射事故、其他放射事件)、高温中暑事件和其他公共卫生事件等9类；③事件数据体量大结构复杂，既有结构化数据又有非结构化数据(含文本、视频、语音格式信息)；④基于互联网的B/S构架，通过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各级用户的授权即可实现对事件进行实时网络直报、审核确认、查询分析，使信息沟通时效高，基本信息可通过“互联网+”短信平台自动发送到指定手机。

《救灾防病信息报告系统》和《卫生基本信息系统》也相继推出。《救灾防病信息报告系统》也是基于互联网B/S构架的实时网络直报的系统；以灾害事件涉及区域的县级单位为报告基本单位构建一次灾害报告平台，包括受灾基本情况、灾区救灾防病情况、灾区疫情情况等内容。由于灾害管理主责非卫生系统，信息获取困难，各级使用的积极性不高，同时有关灾区传染病疫情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通常由上述强大《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管理系统》所取代。

《卫生基本信息系统》也是基于互联网的B/S构架网络直报的系统，收集管理一般卫生信息(行政区划资料、人口及其分层资料、公共卫生统计年鉴)、卫生服务能力信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本信息、建设、人员、设备、检测与现场专项检测能力)等内容。

基于网络直报的《国家疾病信息监测报告管理系统》不仅为我国传染病报告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也为传染病预警奠定坚实基础。杨维中教授等基于《国家疾病信息监测报告管理系统》的数据库平台研发了我国传染病预警系统^{[3, 5, 15]}，预警主要模型为：①固定阈值法有鼠疫、霍乱、传染型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脊灰)、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肺炭疽、白喉、丝虫病、不明原因肺炎、甲型H1N1流感、麻疹、手足口病(重症和死亡病例)、埃博拉出血热13种；②时间模型或时空模型有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登革热、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猩红热、钩端螺旋体病(钩体病)、疟疾、流行性感冒(流感)、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血性结膜炎、流行性与地方性斑疹伤寒以及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18种。预警信号通过“互联网+”短信平台自动发送到指定手机，并具有跟踪预警信号响应与调查处置情况的功能。该系统已成为我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及时发现传染病暴发疫情的重要工具，标志着我国传染病预警技术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掌握重点传染病动态与全貌，预测传染病发生与发展，及时掌握某些传染病菌毒种群组的变迁、耐药菌株的产生及其流行情况，掌握媒介宿主动态，早期发现新发、再发传染病，及评估防控措施效果，在总结我国20世纪50年代流感实验室监测系统、70年代、80年代部分传染病强化监测和现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中国CDC于2005年前后相继建立、提升或扩大、拓展各种用途专项监测系统，包括单病监测系统、实验室网络监测系统、媒介宿主或因素监测系统等。涵盖了传染病的症候群、发病学、血清学、病原学、媒介宿主、影响因素与干预措施等内容。①采用监测点和现场为主的监测病种或因素包括^[16]：鼠疫、霍乱、乙型病毒性肝炎、脊灰、人感染H5N1禽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出血热、狂犬病、乙脑、登革热、炭疽、痢疾、伤寒副伤寒、流脑、布鲁氏菌病、钩体病、血吸虫病、疟疾、流感、病毒性腹泻等法定传染病，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病、O157∶H7感染性腹泻、土源性线虫病、人感染猪链球菌病、克雅氏病等法定传染病，以及病媒生物、不明原因肺炎、五大症候群、异常死亡病例、耐药、医院感染、舆情监测等。②以实验室网络为支撑的监测病种主要包括流感、麻疹、脊灰、细菌性传染病分子分型实验室监测网络(PulseNet China)等^{[17, 18, 19, 20]}。这些专项监测系统多采用主动监测与被动监测相结合、社区监测与医院监测相结合、实验室监测与现场监测相结合的方式交互或并列进行。一些专项监测系统也会建立网络直报平台。如霍乱、鼠疫、流感、麻疹、乙脑、脊灰、流脑、结核病、艾滋病、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监测系统。

综合疾病监测点系统(Disease Surveillance Point System，DSP)于1980年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首先在13个省建立了70个综合疾病监测点^[10]。至1995年扩大到145个监测点，覆盖全国人口的1%，监测点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式选取，监测人群对全国人口具有良好的代表性^[13]。DSP收集所有法定传染病发病资料(甲乙丙三类，非监测点地区只要求报告甲乙两类)，开展居民传染病漏报调查，并用DSP数据校正全国传染病的发病水平，同时还开展出生死亡监测、吸烟等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病毒性肝炎等疾病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自SARS事件以来，我国有效地建立了一整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法规、预案、机制和制度。其中卫生应急监测是最重要机制之一，包括：①上述不明原因肺炎、五大症候群、异常死亡病例或事件、舆情监测等常态下监测机制。②卫生应急实验室网络体系与工作机制。一是2007年11月卫生部成立了国家病原微生物卫生应急实验室网络，包括中国CDC、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院和多家大学的实验室，共有10家单位22家实验室；二是2009年起，由中国CDC牵头，联合卫生、科研、教育、农业、军队等多个行业的实验室共同承担了“十一五”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传染病监测技术平台”项目，建立了不同层级覆盖中国不同区域的传染病监测实验室网络。这些实验室体系与机制建立，整合了中国各类公共卫生实验室资源，为病原病因研究、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实验室支持。③突发事件期间建立的针对性公共卫生指标的监测，如2012年以来应对新发人感染H7N9禽流感流行，加强了不明原因肺炎监测、高危高暴露人群监测、外环境H7污染情况监测，以及病例的分析流行病调查和持续健康危害跟踪研究等；2009年新型H1N1流感从北美洲暴发流行开始，我国针对严防早输入、输入后防扩散、最后到疫情控制评价等全过程建立了一套卫生应急监测指标与工作机制；2004年初以来西非埃博拉出血热暴发流行，为系统掌握国际疫情形势、严防疫情输入我国或出现二代病例，应援非抗疫公共卫生外交的需求建立了一套卫生应急监测、风险评估工作机制、在应对我国多发地震等自然灾害期间有关救灾防病的监测机制等等。

2011年4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启动国家级卫生风险评估工作，委托中国CDC具体实施月、日评估工作及有关专题评估。2012年2月，国家卫计委出台了《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管理办法》，中国CDC下发了配套的《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技术方案(试行)》，并于2012年2月9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了全国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工作启动会和技术培训，有力推进了各省风险评估工作制度建设。

卫生应急监测、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的机制、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科学、有序、有力、有效地应对国际、国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传染病危害依然是全球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甚至可以威胁国家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领域，或威胁国际社会安全。传染病监测是一切防控行动的支柱，长期以来都受到不同国家的重视，但是由于国家经济水平的不同，传染病的威胁与危害程度、监测等防控的能力与水平完全不同。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防控传染病的前线，承受着全球绝对数量的传染病负担和易新发再发传染病导致的威胁与危害，传染病识别、报告等防控能力低下，极易造成全球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强，应对传染病能力也强，包括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但缺乏现场。因此，发达国家常常把传染病防控战场推向国际，重点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通过援助：①把本国的传染病防线推进到发展中国家，直接了解疫情最新动态，获得防控经验，维系和发展本国的防控能力；②便于得到最新病毒(细菌)株、基因资源等，为本国科研、经济甚至军事目的服务；③可以绕过本国伦理学壁垒，将一些在本国内难以开展的药物和疫苗等临床实验，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群中进行；④加强双边关系，彰显了援助国的软实力，扩大了影响。如美国CDC国家传染病中心设有21个传染病监测系统，职能范围涵盖美国及全球传染病的研究与技术服务两项基本工作^[21]。《国际卫生条例》(2005版)明确规定了缔约国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评估、通报的条文。传染病防控效益具有国际外延性，当今我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国，SARS后传染病监测等防控能力突飞猛进，应当以传染病防控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外交的战略思维，以《国际卫生条例》要求为准则之一谋划传染病监测与防控发展方向。

我国传染病监测报告始建于1950年，较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发达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疾病监测的概念引入我国后发展迅速，以建立综合疾病监测点为对象，主动收集出生、死亡、传染病、计划免疫，以及行为危险因素数据，陆续建立了单病等专项监测系统。2003年初我国突发SARS危机事件以来，在优化、扩大或拓展传统监测项目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事件管理为核心的相关信息监测，包括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监测、舆情监测、症候群监测，以及自然因素、社会因素背景方面的监测；监测手段先进，包括基于“互联网+”的网络直报、绑定手机进行传染病预警、网络反馈与发布；数据分析利用高效，包括大数据分析策略、风险评估机制等；为我国预防控制传染病、应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防范传染病因素的社会安全事件奠定了良好基础。

构成我国传染病监测新常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背景：① SARS危机的主因是疫情撒谎，牢记疫情撒谎比SARS、埃博拉更可怕的教训；②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国，SARS后传染病监测等防控能力显著提升，应当以传染病防控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外交的战略思维定位传染病监测管理策略；③传染病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高度不确定性、严重破坏性，以及波及领域通常呈叠加性、复合性特征；④务必满足公共卫生管理、卫生应急工作机制需求，即政府主导、卫生主责、部门协作、人人参与的应对机制；⑤符合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决策思维，包括风险管理、服务型政府、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的决策思维。因此，我国传染病监测新常态的任务是：在优化传统监测项目基础上，健全以事件管理为核心的相关监测，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监测、舆情监测、症候群监测、资源背景监测与动态风险评估等，以具备全球化的信息、整合的信息、共享的信息、透明的信息、研判的信息、预警的信息等特征。

从上述我国传染病监测新常态的任务与特征分析，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有：①监测体系尚不完善，除了传统的传染病监测外，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监测队伍、风险评估队伍及其装备建设，监测能力普遍低下；②一些地区信息报告的及时性和规范性较差，还有瞒报、漏报现象；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尚未实现全覆盖，食物中毒、职业中毒、环境因素事件、医源性感染事件、意外辐射照射事件等报告率较低；④各类监测信息系统相对孤立，缺乏信息整合、分析和反馈的综合管理信息平台，规定国家、省两级信息发布机制存在有局限性；⑤地方尚未建立科学、成系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预警响应等机制；⑥缺乏监测理论、案例总结研究和国际交流机制，监测系统评价、疾病负担、效益分析、大数据推断等研究缺位或滞后；⑦健康中国下的公共卫生新常态、新任务带来的监测工作新挑战。

(1)提高认识、更新理念。从认知监测管理新常态的背景、特点、问题与挑战入手，推进监测管理创新。

(2)优化传统监测项目。研发HIS系统、社区健康系统等有关公共卫生信息的采集工具、监测分析工具，梳理专项监测系统，进行必要的系统减法或组合优化。

(3)加强事件管理为核心的相关监测。制定医疗机构突发事件相关信息报告基线与标准，提高事件报告的敏感性、时效性；通过应急指挥平台项目的规划设计，整合已有各种公共卫生信息监测系统；强化应急监测(如埃博拉应对)、舆情监测。

(4)推进风险评估工作纵深发展。开发风评评估工具，提高风险评估质量，并向基层、应急现场推广应用；把风险评估作为卫生应急常态工作的制度与决策机制建设；通过风险评估达到信息的有效补充和全面整合；建立与相关部门共同会商机制，提高信息分析利用水平；确保防控效果评价、疫情趋势研判、风险管理建议更科学可靠，更有效提供事件预警信息与预警管理建议；确定应急响应优先顺序与风险沟通议题。

(5)开展监测理论与应用研究、案例总结与对外交流工作。

(6)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落实监测工作具体分管领导、业务部门、岗位人员的“三定”机制，对“三定”人员开展定期培训、技能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