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MP)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引起肺炎的病原体，MP感染亦是哮喘发作的重要诱因。MP导致哮喘发作的可能机制也很多，其感染可增加呼吸道高反应性及促进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的产生和释放。而胸腺活化调节趋化因子(Thymus and activation regulated chemokine，TARC)是近年来发现的一个新的CC趋化因子(Cys-Cys chemokine)，可能是哮喘患者气道炎症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本文研究了MP和非MP感染患儿的TARC，为MP感染诱发哮喘发作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试剂采用TARC ELISA试剂盒(美国R&D)、MP抗体检测试剂盒(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呼吸道病原体谱抗体IgM检测试剂盒(德国欧蒙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仪器使用帝肯Sunrise酶标仪(瑞士TECAN生产) 、尼康80i荧光显微镜(日本尼康)、7500荧光定量扩增仪(美国ABI)。

研究对象为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入住杭州市儿童医院内科，临床诊断除支气管哮喘外，经患方家长同意，对年长儿同时征得患儿本人同意的73例肺炎患儿。在入院时采静脉血4 ml，送免疫室，室温下静置10 min，离心20 min(2000 r/min)，取上清液检测被动凝集法血清MP-IgM，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7种呼吸道病原体IgM(呼吸道合胞病毒IgM、腺病毒IgM、流感病毒A型IgM、流感病毒B型IgM、副流感病毒IgM、肺炎衣原体IgM、嗜军团菌IgM)，并将余下上清液于-70 ℃保存待测。同时在入院时采取咽拭子，送PCR室用聚合酶链反应(PCR)-荧光控针法检测MP-DNA。

肺炎支原体感染组(MP感染组)入选标准：①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②肺部体征轻；③X线胸片表现为胸片呈肺间质浸润性、小叶性、大叶性肺实变和肺门淋巴结肿大；④近2周未使用糖皮质激素及免疫调节剂治疗；⑤血清MP-IgM≥1∶160，或咽拭子MP-DNA拷贝数>10³数量级。临床不考虑肺炎支原体感染，且血清MP-IgM < 1∶160，或咽拭子中MP-DNA拷贝数≤10³数量级，考虑非肺炎支原体感染者，纳入非MP感染组。

两组患儿均按《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管理指南》给予治疗，在病情明显好转后(作为恢复期)，经患方家长同意，对年长儿同时征得患儿本人同意后，对入组的27名有哮喘发作的患儿采取静脉血 1 ml，送免疫室，室温下静置10 min，离心20 min(2000 r/min)，取上清液于-70 ℃保存待测。

TARC水平检测：由免疫室主管技师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操作进行，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 s )表示，两样本间比较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分析；当总例数 < 40例或理论频数 < 1，组间比较采用四格表资料的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以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MP感染组患儿年龄大于非MP感染组，具有统计学意义(t=3.68，P=0.00)。两组间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00，P=0.96)；对于既往有无哮喘发作，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²=0.02，P=0.88)，见表 1。

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24例，有7例(29.17%)患儿检出其他呼吸道病原体，分别为流感病毒A型2例、流感病毒B型2例、副流感病毒2例、嗜军团菌1例；无哮喘发作患儿10例，有2例(20.00%)患儿检出其他呼吸道病原体，分别为呼吸道合胞病毒1例，流感病毒B型1例。非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18例，有5例(27.78%)患儿检出其他病原体(2例同时检出2种其他病原体)，分别为流感病毒A型3例、副流感病毒3例、嗜军团菌1例；无哮喘发作患儿21例，有4例(19.05%)患儿检出其他病原体(1例同时检出2种其他病原体)，分别为流感病毒A型1例、流感病毒B型1例、副流感病毒3例。两组患儿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11，P=0.74)。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与无哮喘发作患儿中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9)。非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与无哮喘发作患儿中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1)。

73例患儿急性期的TARC水平为347.96±90.97 ng/L，27例恢复期患儿的TARC水平为(337.28±77.08)ng/L，均与患儿年龄无关(r=0.22，P=0.06；r=0.29，P=0.14)。

MP感染组患儿中有哮喘发作的比例高于非MP感染组，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4.44，P=0.04)，见表 2。MP感染组患儿的TARC水平为(389.53±75.06)ng/L，高于非MP感染组(311.73±88.84)ng/L，具有统计学意义(t=4.01，P=0.00)。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的TARC水平高于非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和无哮喘发作患儿，具有统计学意义(t=2.62，P=0.01；t=5.21，P=0.00)；MP感染组无哮喘发作患儿的TARC水平高于非MP感染组无哮喘发作患儿，具有统计学意义(t=2.07，P=0.05)。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的TARC水平高于无哮喘发作患儿，具有统计学意义(t=2.11，P=0.04)。非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的TARC水平高于无哮喘发作患儿，具有统计学意义(t=2.03，P=0.05)。见表 2。

MP感染组和非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第二次采血检测TARC的时间与第一次采血的时间分别为(6.50±1.47)d和(5.89±1.45)d，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02，P=0.32)。经治疗，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和非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的TARC水平均有下降，具有统计学意义(t=4.69，P=0.00；t=2.37，P=0.05)，见表 3。

有关MP与儿童哮喘的关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近年来，MP在哮喘发病中的作用已成为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热点之一^{[1, 2]}。TARC，又称为趋化因子配体17(CCL17)，是Imai等^[3]分离的一个新的CC趋化因子，主要表达于胸腺，也表达于其他组织，如肺、结肠、小肠等^[4]；由胸腺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内皮细胞、支气管上皮细胞等产生。研究已经证实，TARC在变应性皮炎、变应性鼻炎、变应性呼吸道炎症等变应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5]。

本研究发现，MP感染组患儿年龄为(58.26±37.67)月龄，符合MP感染好发年龄^[6]。同时发现TARC与年龄无相关性，故可认为MP感染患儿的TARC水平与年龄无关。

P和其他呼吸道病原体的混合感染比较常见，且病毒及MP等非典型病原体感染同样也与婴幼儿喘息性疾病密切相关^{[7, 8]}。本研究中，MP感染组和非MP感染组患儿都有9例检出其他病原体，但两组检出率无明显差异，同时不论是MP感染组还是非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与无哮喘发作患儿中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检出率均无明显差异，故推测其他病原体的合并感染不影响本文后面的讨论。

国外有研究表明TARC在变应性疾病尤其在哮喘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9]。国内也有研究表明，TARC可能参与了毛细支气管炎、喘息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发病过程^{[10, 11, 12]}。本研究发现，MP感染组和非感染组哮喘发作的患儿TARC水平高于非哮喘发作患儿；经治疗，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和非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的TARC水平均有下降，提示TARC与哮喘的发生可能相关。

本研究发现MP感染组患儿中有哮喘发作的比例高于非MP感染组，提示MP感染可诱发哮喘发作。进一步研究发现，MP感染组无哮喘发作患儿的TARC高于非MP感染组无哮喘发作患儿，说明MP感染后无哮喘发作患儿的TARC水平也升高，提示MP感染后TARC水平升高。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的TARC均高于非MP感染组有哮喘发作患儿和无哮喘发作患儿；MP感染组无哮喘发作患儿的TARC高于非MP感染组无哮喘发作患儿，说明MP感染后无哮喘发作患儿的TARC水平也升高，说明TARC在儿童MP感染致哮喘发作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通过对MP感染和非感染患儿中的TARC水平检测，进一步证实了MP感染与哮喘的相关性，并为疾病的早期干预及预后的判断提供实验室依据。由于较难取得家长和患儿同意，被纳入研究的人数不多，临床研究例数偏少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需要更多的样本来证实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