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泻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WHO估计每年全球腹泻发病达30亿~50亿人次，死于腹泻者达500万^[1]。研究显示，在2001年全球136种疾病 和伤害中，腹泻病的疾病负担居第6位^[2]，我国也是腹泻大国^[3]。目前国内关于疾病负担的研究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居多，而急性传染病、尤其是流动人口急性腹泻的相关研究较少。疾病负担可分为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流行病学负担是指由于疾病而导致的发病、住院、伤残及死亡等，通常用流行病学指标来表示；经济负担则是指由于疾病而导致的患者、医疗机构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损失，通常用货币来表示^[4]。杭州市作为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流动人口较为集中，为了解该人群的急性腹泻疾病负担，开展了此项研究。

急性腹泻指每日3次或以上的稀便或水样便，急性起病且病程在2周内，2周后发生的腹泻定义为另一次腹泻^[5]；流动人口指在本市居住3个月及以上的非户籍人口；排除标准为克罗恩病、肠易激综合征、结肠炎、大肠憩室炎等相关疾病及妊娠，过量饮酒，化疗/放疗，药物治疗和食物过敏等原因导致的腹泻。

为杭州市的流动人口。

于2013年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按地区性质分为城区、城郊结合部和郊县三层，每层随机抽取一个区、县(市)(分别为西湖区、余杭区和富阳市)，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各选择1个流动人口较为聚集的社区(村)，抽取0～100间的随机数作为起始门牌号/楼号，抽取0～2间的随机数作为抽样间隔，依次抽取若干家庭，每户家庭抽取生日与调查日最近者作为调查对象开展调查，如选定家庭无应答或为非流动人口则依次顺延一户。根据2012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杭州市流动人口为179.68万，按患病率6.0%、允许误差10%及95%置信水平计算，每层样本含量要求为135人，考虑现场调查的不确定因素，每个调查点每个季度调查150人，共计1800人次。采用访问式问卷调查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收集调查对象调查日前4周内的急性腹泻发病情况，如调查对象不足12岁，则由其监护人代为回答，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按照方案要求开展调查，由项目组成员开展现场督导和技术指导，并对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审核，并在所有调查结束后抽取10%病例和等量非患者资料进行复核。

上述指标计算公式源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0年《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分为直接和间接医疗费用，前者包括挂号、检查、药物、医疗器械、注射、住院、手术、特护等费用；后者包括交通、住宿、看护、额外营养等费用。

所有有效问卷采用Excel 2003软件录入、检错，采用SPSS 17.0软件计算各类不同人群的4周患病率及年发病率，χ²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非条件logistic回归对性别、年龄、原籍居住地性质、受教育程度、户内人数、职业、家庭年收入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013年共调查1970户，其中157户无应答，应答率92.03%，共获得有效问卷1813份，其中男性850人(46.88%)，女性963人(53.12%)；原籍居住地为农村者1630人(89.91%)，为城市者183人(10.09%)；年龄范围0~72岁，其中20~49岁为1545人，占85.22%。无应答主要原因为家中无人、无法联系和拒绝调查。

全年共计发现73人次急性腹泻病例，无4周内2次发病情况。调查对象月患病率为4.03%，年发病率为0.54次／人年。

原籍居住地为农村者4周患病率4.36%、为城市者0.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53，P=0.033)。家庭年收入在万元内及1万~4万元间者患病率较低，分别为1.21%和1.22%，年收入在5万~9万元者患病率为4.06%，而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者患病率最高，为16.10%。不同家庭年收入者月患病率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1.59，P=0.021)。

10岁以下调查对象月患病率最高，为10.70%，10~20岁者月患病率为3.92%，20~、30~、40~、50~及>60岁者月患病率分别为2.83%、3.41%、4.82%、5.56%和7.78%，不同年龄调查对象4周患病率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2.08，P < 0.001)。20岁以上人群中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者月患病率2.90%，初中者月患病率6.20%，高中者0.50%，大专及以上者为0.80%；不同受教育程度者患病率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1.683，确切概率法)。

非条件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原籍居住性质、年龄、受教育程度是急性腹泻的影响因素，而性别、户内人数、职业及家庭年收入对其影响则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报告急性腹泻的73例病例24 h内腹泻中位数4次，没有任何治疗者占20.55%(15/73)，药店配药占50.68%(37/73)，就诊率为28.76%(21/73)，无住院病例。所有病例均无居住地医疗保障，亦无回原籍报销费用的计划，所有诊疗费用均须个人承担，平均费用为58.22元/人次，去医院平均费用420.00元/人次，去诊所平均费用69.44元/人次，药店配药平均费用34.70元/人次、不进行任何处理的平均费用33.33元/人次；平均报告因病休息0.4 d(29/73)，见表 2。

腹泻是特异性较高的综合征，现场调查可得到较为可靠指标。国外关于腹泻疾病负担的研究多从流行特征方面论述，并采用以社区人群为基础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通常持续12个月，病例定义多采用腹泻的诊断标准^[6]。由于有关流动人口急性腹泻患病情况、尤其是疾病负担的研究资料非常有限，故只能与常住人口的同类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如加拿大的一项研究对3500人的腹泻情况进行了电话调查，其发病率为1.3次/人年^[7]，而丹麦对1853名调查对象的电话调查发现其腹泻发病率为1.4次/人年^[8]。本研究流动人口月患病率为4.03%，发病率为0.54次/人年，低于上述研究结果，也低于我国上海市10个区(县)急性腹泻调查获得的发病率0.68次/人年^[9]，但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0.2887次/人年和上海市更早一项调查0.026次/人年的发病率^{[10, 11]}。

本次研究发现，原籍居住地为农村者4周患病率达4.36%，明显高于原籍城市者。一般认为对腹泻的认知程度与自幼接触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也有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的比重高于城市^[12]。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是急性腹泻的高风险人群，可能是由于良好的教育背景与健康状况呈显著正相关^{[13, 14, 15]}。此外，儿童(10岁以下)急性腹泻的患病率也较高，可能与儿童尚未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有关。上述两类人群都应作为开展食品安全相关宣传教育和干预工作的重点人群应给予更多关注。本研究中，流动人口急性腹泻病例经济负担为58.22元/人次，高于甘肃省腹泻病例平均经济负担(44.19元/人次)^[16]，但低于江阴市的总体水平(234.40元/人次)^[17]。在73例报告有急性腹泻的调查对象中因病用药者为79.45%(58/73)，有28.76%(21/73)的患者因病就诊，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就诊率(28.28%，2003年)接近^[18]，但远低于杭嘉湖地区急性腹泻患者就诊率(超过50%，2010年)^[19]。一方面与可能是杭嘉湖经济相对发达，就诊方便，杭嘉湖地区的居民已经有医保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就医诊治的费用(平均119.52元/人次)远高于自行服药或不进行任何处理(平均34.30元/人次)，而流动人口一般在居住地没有医疗保障，回原籍地报销医疗费用流程复杂且成本较高，故就医产生的诊治费用将完全由个人承担。报告因病休息共29人天，平均0.4 d/人次，低于上海市闵行区和甘肃省的调查结果(分别为1.36和2.36 d/人次)^{[16, 20]}，但高于江苏江阴市的水平(0.24 d/人次)^[17]。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指出：2013年年末全国流动人口已达2.45亿，超过总人口的1/6，对流动人口的健康管理应予以高度关注。加强流动人口、尤其是原籍农村者及儿童青少年对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的认知和良好卫生习惯的培养，对减少其急性腹泻发生、促进健康、减轻医疗负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中纳入的调查对象年龄以20~49岁为主，占85.22%，这可能是由于跨区域的流动人口以务工者为主，故老年人、儿童青少年等非劳动人口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本研究采用了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但由于流动人口管理较为困难，无法获得各个区、县(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及其人口学特征资料计算相应权重，故不能按照复杂抽样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由于调查中存在一定比例无应答(7.97%)，其中有相当部分原因为拒访，且调查对象需要回忆过去4周内的腹泻情况，故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和回忆偏倚；此外，本研究只调查了直接和间接医疗费用，而医疗行为引起的社会生产、患者和家人在有效劳动日误工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则没有包括，可能导致对经济负担的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