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病就诊者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之一, 也是艾滋病流行和传播的桥梁人群^[1-2]。研究表明, 性传播疾病作为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和传播的协同因素, 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HIV的传染性和易感性^[3]。根据《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的要求, 自2009年起在宁波市设立2家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哨点, 对该人群艾滋病相关情况进行定期监测。为了解宁波地区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存在的高危行为以及艾滋病和梅毒的感染情况, 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 现对宁波市2010-2015年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的哨点监测资料进行汇总分析, 为对该人群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实施干预措施以及进行效果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2010-2015年在监测期(每年4-6月)内首次来宁波市2家性病门诊哨点诊治性病、年龄≥15岁的男性就诊者。无论其是否被诊断患有性病, 均纳入调查对象, 其中排除生殖医学咨询者、皮肤病就诊者以及各类防治或科研项目招募的研究对象。

采用全国统一的艾滋病哨点监测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调查问卷, 由经过严格培训的性病门诊医生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情况、血清学、行为学以及艾滋病防治等相关内容。艾滋病相关知识答对6题及以上为知晓。知晓率计算公式：知晓率=(答对6题及以上人数/答题总人数)×100%。

完成调查问卷后采集5 ml静脉血备检。HIV抗体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试剂(酶免试剂, ELISA-1)进行筛查, 结果阳性者使用另一种酶免试剂(ELISA-2)进行复检, 2种酶免试剂分别由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和珠海丽珠试剂有限公司生产, 2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时判为HIV抗体阳性；梅毒检测包括梅毒螺旋体抗原试验和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试验, 分别采用ELISA法和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rapid plasma reagin, RPR)检测, 其中ELISA试剂由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RPR试剂由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两种检测方法均为阳性者判为阳性, 实验室操作及结果判定均按试剂说明书进行, 所有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数据经审核后统一使用艾滋病哨点监测网络服务器和客户端软件录入。应用SPSS 21.0软件包, 采用描述性分析、χ²检验、χ_趋势²检验等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010-2015年共调查性病男性就诊者4800人, 每年调查800人。有效问卷4800份, 应答率100%。本次调查人群中, 最小年龄为15岁, 最大年龄为83岁, 平均年龄为(37.12±12.06)岁。性病男性就诊者年龄大部分为青壮年, 年龄集中在20~50岁(83.35%), 以已婚人士(75.23%)为主, 本省人(89.15%)占大多数, 99.71%为汉族人群, 见表 1。

本次调查艾滋病相关知识总知晓率为58.77%(2821/4800), 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较低。2010-2015年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57.25%、51.88%、52.00%、59.88%、64.75%和66.88%), 知晓率与时间呈线性趋势(χ_趋势²=42.22, P=0.000)。从单题答题情况看, 2015年度, 知晓率最低的3项依次是“与HIV感染者或患者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吗”、“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吗”、“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吗”。从历年单题知晓率情况看, “一个感染了HIV的人能从外表上看出来吗”、“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吗”、“与HIV感染者或患者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吗”3项知晓率均偏低, 见表 2。

艾滋病知晓率相关因素分析表明, 艾滋病知晓率与年龄相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09.31, P=0.000)。提示低年龄组人群( < 40岁)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普遍高于高年龄组(40~岁)。在4项艾滋病高危行为中, 除“与同性肛交”之外, “与暗娼发生性行为” (χ²=11.81, P=0.001)、“与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 (χ²=8.99, P=0.003)、“注射毒品”(χ²=4.87, P=0.036)均与艾滋病知晓率相关,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除“与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之外, 具有高危行为的男性就诊者知晓率普遍较无高危行为的就诊者低, 提示该部分具有高危行为的性病就诊者依然是健康宣教的重点人群。从艾滋病干预服务来看, “安全套发放/艾滋病咨询检测”和“同伴教育”与知晓率有关, 曾参与这两项干预项目的性病就诊者知晓率低于未参与该项目的就诊者,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3。

4类高危行为中, “与暗娼发生性行为”和“与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两类高危行为发生率较“注射毒品”和“与同性肛交”高, 发生率各年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与暗娼发生性行为” (χ_趋势²=84.53, P=0.000)、“注射毒品”(χ_趋势²=20.87, P=0.000)、“与同性肛交”(χ_趋势²=30.94, P=0.000)3项均呈线性趋势。3类高危行为总体呈下降趋势, 并在一定比例内波动, 见表 4。

调查对象中, 外省人共计521人(10.85%)。其中, 艾滋病知晓率本省人和外省人分分别为58.94%和57.39%(χ²=0.46, P=0.509), 两者知晓率基本一致；梅毒阳性率本省居民和外省居民分别为10.56%和7.68%(χ²=4.20, P=0.039), 本省居民高于外省居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IV阳性率本省居民和外省居民分别为0.14%和0.19%(χ²=0.09, P=0.55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010-2015年参与检测的调查者中, 共检测出HIV阳性7例, 梅毒阳性492例, 阳性率分别为0.15%和10.25%。其中, 梅毒阳性率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7.23, P=0.000), 见表 5。7例HIV阳性患者中, 有3例在最近一年曾被诊断患过性病, 其中2例被诊断为梅毒, 1例被诊断为尖锐湿疣。2例曾在1年内被诊断为梅毒的患者均为未婚年轻男性, 且均有高危行为。

经性传播是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4], 也是宁波市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研究表明, 性传播疾病是HIV感染和传播的协同因素, 感染性病可大大增加HIV的传染性, 同时, 对HIV的易感性可增加3倍^[5]。因此, 性病防治对于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学资料分析显示, 参与本次调查的男性性病就诊者绝大部分为青壮年, 属于性活跃人群, 其中已婚者占75.23%。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23.30%的已婚者曾与1~5名不等的暗娼发生过性行为, 平均为1.42名。28.40%的已婚者曾与1~7名不等的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 平均为1.20名。暗娼是HIV传播的重要高危人群^[6], 而与多个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也将加快HIV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7]。已婚人群作为HIV的桥梁人群, 对艾滋病从高危人群传播至家庭起到重要的作用, 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建议对性病门诊就诊者中已婚人群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加强其防范意识, 继续推广安全套的使用, 鼓励安全性行为。

从艾滋病知晓率来看, 本次艾滋病总知晓率不足60%, 与江山市调查结果(60.06%)基本持平^[8], 与西安市(>90%)相比仍有差距^[9]。研究结果显示, 艾滋病知晓率自2010年起呈逐年上升趋势, 提示对宁波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的艾滋病健康宣教工作取得一定的效果。从知晓程度较低的几个单项知晓率来看, 提示在健康宣教过程中, 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内容需要细化。艾滋病知晓率虽呈逐年上升趋势, 但总体上升幅度不大。由于参与调查者绝大多数为性活跃人群, 低艾滋病知晓率不利于有效防治艾滋病, 因此, 针对目前知晓率较低的艾滋病核心知识, 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健康教育方式, 探索多渠道干预方法, 加强男性性病门诊就诊者对艾滋病知识全方位的了解。

调查发现, “与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这一项出现知识与行为分离现象, 即具有高危行为的男性性病就诊者反而具有较高的艾滋病知晓率, 其余具有“与暗娼发生性行为”、“注射毒品”这两项高危行为的男性性病就诊者并未出现其他文献提到的知识与行为分离的现象^[8-9]。“与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存在知识与行为分离的现象可能与被调查人群绝大部分正处于性活跃期有关, 同时, 也可能是与临时性伴发生关系促进了其有意识地去了解相关知识。因此, 对于存在临时性伴性行为的就诊者应考虑重点加强行为干预。数据分析显示参与“安全套发放/艾滋病咨询检测”与“同伴教育”的性病就诊者的知晓率低于未参与这两项行为干预的就诊者, 原因可能是干预方式并未起到很好的效果。由于“同伴教育”目前主要针对男男性接触人群人群实施, 本次调查对象主要是性病就诊者, 对于同伴教育干预效果的评价, 人群代表性不够。

从高危行为发生情况来看, “与暗娼发生性行为”、“注射毒品”、“与同性肛交”这三类高危行为均呈下降趋势, 提示宁波市在男性性病就诊者高危行为干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中, 两类非婚性行为发生率明显高于“注射毒品”和“同性肛交”, 提示非婚性行为依然是今后工作中干预的重点。

由于流动人口具有流动性强、对艾滋病认知不足、安全套使用率低、存在高危性行为等特点, 更促进了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宁波市作为外来人口打工较多的城市, 加强对流动人口艾滋病和梅毒的监测与干预十分重要。由于本次调查中HIV阳性患者确诊人数较少, 无法比较本省人口与外省人口感染是否具有差异性。在7例确诊HIV阳性患者中, 有2例曾在一年内被诊断患有梅毒。性传播疾病是HIV感染和传播的协同因素, 研究表明, 伴有生殖器溃疡的性病, 如梅毒, 可使感染HIV的危险性增加2~9倍^[10]。此外, 梅毒的治疗需要长时间定期随访, 若患者在治疗期间持续具有高危行为或未能进行规范治疗, 其感染HIV的风险将明显增加。从本次调查的分析结果看, 患有梅毒的492位性病就诊者中, 40.50%的患者最近3个月与暗娼发生过性行为, 34.20%的患者最近3个月与临时性伴有过性行为, 1.90%的患者与同性发生过肛交行为, 提示不少梅毒患者具有高危行为。因此, 对梅毒患者进行管理时, 除对其进行有效规范的监管, 还需加强行为干预, 降低高危行为, 从而降低梅毒患者感染HIV的可能性。此外, 还需大力倡导性病门诊HIV自愿检测咨询, 提倡对性病进行早期治疗, 进一步推进性健康教育, 将性病防治与艾滋病防治紧密结合起来^[11]。

作者贡献:

李思萱：数据统计、论文撰写

朱洁群、谢云飞、胡戴戴、史宏博：数据收集和整理

张琰：论文修改、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