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物性疾病又称虫媒传染病(vector-borne disease)，是由医学媒介生物传播的一类自然疫源性疾病^[1-3]。随着国际贸易日益频繁，装载货物的国际航行船舶频繁往返于世界各地，成为医学媒介生物迁移和传染病传播的重要载体，给人类健康带来严重威胁^[4-6]。国际航行船舶的国境卫生检疫是防止输入性虫媒和鼠传疾病传入我国，防止外来媒介传入和定植的有效手段^[6]。《国际卫生条例(2005)》中明确要求口岸卫生当局采取的卫生措施应建立在“科学依据”的基础上，“应尽可能地减少对贸易和人员的干扰”^[7]，这就要求口岸卫生检疫机构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航行船舶外来媒介生物及虫媒传染病传染人的风险评估机制。随着浙江舟山新区国际贸易日益繁荣，出入境的国际航行船舶数量屡创新高，医学媒介生物及虫媒传染病传入风险也与日俱增。本文通过对浙江舟山口岸2016年到港国际航行船舶检疫数据的量化分析，筛选出与携带媒介生物风险相关的一系列指标，从而为入境船舶携带医学媒介生物风险评估系统的建立提供科学依据。

2016年1-12月经靠泊或锚地检疫到达浙江舟山口岸的入境国际航行船舶共计1 734艘，其中剔除1年内重复入境的船舶250艘(将最后一次入境情况纳入研究，占14.38%)，及远洋捕捞船舶(在公海1年以上)等特殊船舶212艘(占12.22%)，实际调查的入境船舶共计1 272艘。以是否截获媒介生物作为研究结局变量，记为Y(因变量)，截获媒介生物的船舶记为阳性(1)，未截获的船舶记为阴性(0)。

采用统一编制的“船舶出入境检疫查验登记表”，由获取检疫医师资质的卫生检疫官员对船舶实施登轮卫生检疫后填写，并录入舟山口岸自行设计的“国际航行船舶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系统”。根据工作实践积累同时参考既往类似研究结果^[8-12]，确定本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船舶一般情况、航行状况、获取证书情况、装载货物情况、本航次媒介截获情况等五大方面的内容。

从“国际航行船舶出入境检验检疫综合系统”中导出所有船舶查验资料，利用SPSS 19.0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对所有数据进行逻辑查错。对主要研究指标进行量化，所有多分类无序变量均以哑变量(dummy variable)形式纳入分析。

统计分析采用SPSS 19.0软件完成。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组间率的比较用χ²检验。可信区间采用95%的可信度，假设检验采用双侧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所检船舶是否截获媒介生物为因变量，所选研究因素为自变量，分别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导致国际航行船舶携带有害媒介生物的可能相关影响因素。

2016年1-12月舟山口岸经靠泊或锚地检疫的入境船舶共计1 272艘纳入分析(剔除重复入境及渔轮等特殊船舶)，其中截获媒介生物的船舶213艘，媒介生物阳性检出率为16.75%。

根据工作实践积累并参考既往类似研究确定包括四大方面共计14项研究因素(自变量)纳入分析，具体包括船舶一般情况：船舶类型(1=集装箱船；2=冷藏运输船；3=散杂货船；4=油轮及化工品船；5=其他)、船龄(年)、船员总数、船舶国籍(1=中国籍；2=外国籍)、船员国籍(1=中国籍；2=中外籍；3=外国籍)、船舶总吨位(吨)(1 < 29 413；2=29 413~43 349；3=43 349~89 990；4=≥89 990)；船舶航行状况：发航港是否来自传染病疫区、经停港是否来自传染病疫区(0=无经停港；1=经停港不来自疫区；2=经停港来自疫区)、航行时间(d)(1= < 5；2=5~13；3=13~29；4=≥29)、船舶到港时间[1=春(3-5月)；2=夏(6-8月)；3=秋(9-11月)；4=冬(1、2、12月)]；获取证书情况：船舶免于卫生控制证书(ship sanitary control exemption certificate，SSCEC)签发港口(1=国外签发；2=国内签发)、SSCEC签发时间(1= < 90 d；2=≥90 d)、是否持有交通工具卫生证书；装载货物(1=无装载货物；2=不易滋生媒介生物；3=易滋生媒介生物)。

通过单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累计筛选出9项潜在风险因子，包括船舶总吨位(OR_{29 413~43 349 vs. < 29 413}=0.501；OR_{43 349 vs. < 29 413}=0.594；OR_{≥89 990 vs. < 29 413}=0.396)、航行时间(OR_{5~13vs. < 5}=1.983；OR_{≥29 vs. < 5}=1.593)、船舶类型(OR_{冷藏船 vs.集装箱船}=10.833；OR_{散杂货船 vs.集装箱船}=1.929；OR_{其他vs.集装箱船}=5.059)、船舶到港季节(OR_{夏季 vs.冬季}=3.230; OR_春季vs._冬季=3.051; OR_{秋季 vs.冬季}=2.804)、SSCEC签发港口(OR=1.637)、SSCEC签发时间(OR=1.399)、装载货物(OR_{易滋生媒介 vs.不宜滋生媒介}=2.268)、来源地属传染病疫区(OR=1.615)、船龄(OR=1.051) 等与船舶携带外来媒介生物存在关联(P < 0.05)。

此外，船舶国籍、船员国籍、船舶沿途经港是否来自疫区、是否获得交通工具卫生证书(一年有效)及船员总数等因素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均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以及实际工作中认为有意义的变量进入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变量筛选采用逐步向前法(Forward：Conditional)，根据条件参数似然比检验结果剔除变量。综合评价各因素对外来媒介截获阳性的作用，分析结果见表 1。

经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船舶类型、船龄、到达季节、来源地属传染病疫区、SSCEC签发港口、装载粮食或鱼类等易滋生媒介的货物等6项因素与船舶携带外来媒介生物的可能性相关联(P < 0.05)，并且各风险因素OR值均＞1，故而关联程度属于正相关。其中，船舶类型为冷藏运输船或其他类(多为进厂拆解的各类废旧船舶)、船舶到港季节为春夏季与船舶携带外来媒介生物有较高的关联，OR均＞3，其余因素的OR值均介于1~3之间，呈中低程度联系。

国际航行船舶因其单体容量大、结构复杂、滋生和隐匿媒介的环境多、航行时间长、装载货物多样化、航行过程中经常停靠不同地理区域等因素，造成了其极易携带外来医学媒介生物^[6]，而成为我国检验检疫机构重点检疫的对象。本研究以浙江最大的海港口岸——舟山为研究对象，应用logistic回归对现有船舶查验数据进行多因素量化分析，筛选出与船舶媒介携带可能相关的风险因素，进而对到港船舶携带媒介生物的风险提前做出预判，弥补了实践中人为经验判断的不足，有利于重点监管高风险船舶，这不仅缓解了迅猛增长的船舶数量与专业检疫人员匮乏的矛盾，更为今后建立一套完整的国际航行船舶外来媒介及虫媒传染病传入风险分析模型奠定了良好基础。

研究结果显示船舶类型、船龄、到达季节、来源地属传染病疫区、SSCEC签发港口、装载粮食或鱼类等易滋生媒介的货物等因素与船舶携带媒介生物相关，这与国内其他类似研究结果相近^[8-13]。针对船舶类型，冷藏运输船携带媒介生物的风险远高于集装箱船(OR=7.591)，可能源于该类船舶船龄长，设施老化陈旧，基础卫生条件差，同时其装载货物多为腥味较重的鱼类，极易引诱滋生媒介生物。其他类船舶多为进厂拆解的各类废旧船舶或卫生条件较差的拖轮，其检出媒介生物的概率也高。船龄与船舶携带外来媒介生物的可能性呈正相关，这主要因为随着船龄延长，船舶航行的里程及挂靠港口增多，在装卸货物、上下人员过程中，有更多的机会把媒介生物携带上船，并在船上滋生繁殖。船舶到达时是春、夏两季，则在船上检出媒介生物的可能性要明显高于秋、冬季，这主要是跟媒介生物繁殖所需的温度因素直接相关。来源地属传染病疫区，媒介检出风险高(OR=1.596)，可能因疫区常有媒介传染病的持续流行，环境中媒介生物密度较高，容易通过国际航行船舶随货物携带出境。因此，对于来自传染病疫区的船舶，应加大检疫查验力度。装载大豆、高粱等粮食及鱼类等货物的船舶易滋生媒介，多因媒介生物比较容易获取到生存所需的食物。SSCEC(世界各国的国境卫生检疫机构对国际航行船舶签发的证明已经过严格卫生检查，或采取有效的卫生处理，确认船上无染疫嫌疑的一种文件)签发港为国内港口，相比国外签发船舶检出媒介生物的可能性高，提示国内与国外口岸检疫部门对船舶实施卫生检查及后续卫生处理中掌握的标准尺度可能不一致，但该风险因素未在其他研究中得以证实，故其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仍需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因范围仅限舟山港2016年全年入境的船舶，资料较为有限，不能完全反映出影响医学媒介生物检出的危险因子。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仍需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港口收集更大范围出入境交通工具的资料，利用更为严谨的分析流行病学设计，建立更可信、更精确的国际航行船舶医学媒介生物风险预测模型，为进出口交通工具携带医学媒介生物检疫查验工作起到切实的指导作用。

作者贡献:

叶敏  ORCID：0000-0003-2683-5359

叶敏：全面参与论文撰写，包括文献查阅、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整理、分析和撰写

吴刚：全面负责课题设计，参与指导论文撰写全过程

周炯林：全面参与论文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

王采典、黄雷：参与该论文数据收集及沟通协调

胡荣星：参与数据收集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