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流动人口的规模逐年增加，随着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流动人群对艾滋病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许多国家，流动人群已被确定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HIV)传播的重要人群之一，在HIV从高危人群到普通人群的传播中起着“桥梁”作用^[1]。本研究通过对辽宁省5年外来务工人员哨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了解辽宁省流动人群艾滋病疫情状况和相关行为特征变化趋势。

外来务工人员定义：在工厂/公司、建筑工地、劳务市场求职的户籍不在本地区的男性务工人员，排除旅游、上学、访友、就医、探亲、从军等情形。

按照2009-2013年《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要求，在辽宁省沈阳、大连和鞍山市开展外来务工人员艾滋病哨点监测(沈阳市于2010年加入该人群哨点监测系统)，监测周期为每年46月。每年监测期内选择部分建筑工地、工厂、劳务市场等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地点，各点以建筑工人与外来务工市场待工人员4∶1的比例，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对外来务工人员进 行问卷调查和血样采集，当样本量达到400份时即可停止，对其进行HIV、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检测，检测方法采用WHO推荐的两次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HIV抗体，两次检测均为阳性的判断为HIV抗体阳性；梅毒采用ELISA和TRUST检测；HCV采用两次ELISA(不同厂家)检测抗体阳性，两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则判定为阳性。每年调查之前对全部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统一标准；调查过程中设立专职督导员，保证调查质量；调查问卷录入后，抽查5%~10%问卷进行复核。调查采用国家统一的调查表，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和行为学特征等，其中8个艾滋病相关知识问题答对6题及以上者计为“艾滋病知识知晓者”。

数据录入统一使用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网络服务器和客户端软件，采用离线录入、在线传输的方式。在对数据进行清理、数据质量及有效性检查与核实的基础上，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不同组间率的比较用χ²检验。

2009-2013年各年调查人数分别为709、1210、1220、1200和1201人，5540名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35.1±11.8)岁，15~29岁年龄组2089人(37.7%)；在婚者3572人(64.5%)；外省户籍3689人(66.6%)，外省户籍中以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辽宁近省居多；汉族5050人(91.2%)；在本地居住36个月有1765人(31.9%)；初中文化程度3529人(63.7%)，见表 1。

2009-2013年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分别为73.8%(523人)、79.1%(957人)、83.7%(1021人)、78.4%(941人)、80.7%(969人)。5年均以“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吗？”知晓情况最低，见表 2。从文化程度分析，小学及以下知晓率为71.9%(803人)，初中为79.7%(2814人)，高中及以上为88.8%(794人)，各组知晓率有随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上升的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²=87.752，P<0.01)。从年龄组分析，15~29岁知晓率为81.9%(1710人)，30~39岁为81.2%(1143人)，40~49岁为78.9%(1033人)，50岁以上为71.6%(525人)，各年龄组知晓率有随年龄上升而下降的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7.913，P<0.01)。

2009-2013年监测结果，最近1年与小姐(暗娼)发生商业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为6.7%(34/505)、9.1%(90/993)、 8.4% (69/826)、16.2% (145/895)和9.1%(80/879)，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_趋势=9.712，P<0.05)。从年龄组看，随着年龄的增高，最近1年与小姐(暗娼)发生性行为比例逐渐降低，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9.706，P<0.01)，见表 3。调查显示，最近1年与同性发生过肛交性行为的比例为0.6%(23/4101)，5年中仅有1人在最近1年与同性发生过商业性行为。此外，所有调查者中，均无吸毒、共用针具等现象。

2009-2013年监测结果，该人群最近1年商业性行为的安全套坚持使用率由31.4%上升到78.8%，最近一次安全套使用率由65.7%上升到88.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χ²=31.813，χ²=21.477)，见表 4。

2009-2013年，HIV阳性检出率分别为0(0/709)、0(0/1210)、0.1%(1/1220)、0.1%(1/1200)、0.2%(3/1201)；梅毒阳性检出率分别为0(0/709)、1.0%(12/1210)、0.6%(7/1220)、1.4%(17/1200)和1.2%(14/12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2.516，P<0.05)； HCV阳性检测率分别为0.3%(2/709)、1.2%(14/1210)、0.6%(7/1220)、1.1%(13/1200)和0.5%(6/120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7.999，P>0.05)。

2009-2013年辽宁省外来务工人员艾滋病哨点监测结果显示，该人群知识知晓率介于73.8%~83.7%之间，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与卫生部门开展宣传、教育、干预等工作密不可分，同时该结果略高于姜春花等^[2] 2011年对上海市金山区74.5%的调查结果。从文化程度看，知晓率有随文化程度的上升而提高的趋势，小学(及以下)组知晓率最低，高中(及以上)组最高，说明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该人群理解并接受艾滋病知识。从年龄分组看，低年龄组(15~29岁)知晓率最高，高年龄组(50岁以上)知晓率最低，说明知晓率有呈年龄的上升而降低的趋势。2012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20112015年)》^[3]，要求2015年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达到85%以上，本研究结果与该要求相比还略有差距，尤其是“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滋病”在历年知识知晓率答题中正确率均最低，提示该人群在非传播途径方面知识水平仍有待提高。

行为学监测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最近1年与小姐(暗娼)发生性行为比例由2009年的6.7%上升到2012年的16.2%，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由于2013年辽宁省承办第十二届全运会，公安部门对商业性行为加大了打击力度，导致商业性行为的可及性大幅降低，因此2013年性行为发生比例略有降低。该结果与王文杰等^[4]对南方地区外来务工人员最近1年商业性行为比例15.8%接近，说明辽宁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商业性行为比例与南方部分地区相近。从年龄结构分析，该人群低年龄组(15~29岁)与小姐发生商业性行为比例高于其他年龄组，且有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减低的趋势，可能与该年龄段人群正处于性活跃期有关，因此低年龄组外来务工人员仍是重点干预的对象。安全套使用率方面，5年来该人群最近1年与小姐发生商业性行为的安全套坚持使用率由2009年的31.4%上升到2013年的78.8%，最近一次安全套使用率由65.7%上升到88.8%，高于崔永生和闫沛红^[5]2011年对沈阳地区该人群的调查结果，两指标均有逐年上升趋势。

综上所述，外来务工人员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较低的文化水平，对“蚊虫叮咬”、“与感染者共同吃饭”等非传播途径知识知晓程度不高，可能会直接导致其对艾滋病产生不必要的恐惧，尽管调查结果显示安全套使用率呈逐年上升趋势、HIV等感染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流动性强是外来务工人员现阶段无法改变的现状，其“桥梁人群”的纽带作用仍不可忽视。因此通过掌握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特点，从大的策略调整到小的细节改变，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艾滋病防治对策^[6]，以应对新形势下该人群需求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