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同性间艾滋病传播上升速度明显^[1]，且梅毒感染率居高不下^[2]。目前普遍认为梅毒感染与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具有明显相关性^[3]。同时由于MSM中普遍存在多性伴及无保护性行为等高危行为^[4]，HIV阳性MSM感染梅毒对于HIV的传播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了解辽宁省20112014年通过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oluntary counseling and testing，VCT)门诊发现报告的MSM人群HIV合并梅毒感染情况，探讨相关影响因素，为降低感染梅毒对HIV传播的促进作用提供依据。

辽宁省20112014年VCT门诊接收的MSM人群经HIV抗体确证为阳性，并在“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管理系统”中报告的病例。

VCT门诊对前来咨询检测者采集静脉血5～8 ml，分离血清进行HIV和梅毒检测。HIV确证试验使用MP生物医学亚太有限公司WB试剂盒，确证阳性者进行病例报告。梅毒检测先使用北京万泰试剂有限公司的梅毒甲苯胺红试验(toluidine red untreated serum test，TRUST)进行初筛，阳性者使用丽珠试剂有限公司的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reponema pallidum particle assay,TPPA)确证，TRUST和TPPA双阳性定义为梅毒感染。

采用SPSS 13.0软件和Excel 2007软件整理，通过身份证号唯一识别信息关联VCT和病例报告数据库，将通过外展干预和转介求询定义为被动求询^[5]，对整理好的数据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0112014年辽宁省通过VCT门诊发现确诊为HIV阳性的MSM 1653例；年龄最小15岁，最大90岁，平均年龄(31.02±10.39)岁，其他人口学特征、性病史、求询者来源及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检测结果等见表 1。血液样本经TRUST检测阳性后，进行TPPA试验确证，共证实梅毒感染264例，HIV阳性者中梅毒感染占16.0%。

以HIV阳性MSM是否梅毒感染为因变量(是=1，否=0)，以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现居地、性病史、求询来源、CD₄检测结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性病史和求询者来源与HIV阳性MSM人群梅毒感染有关(表 1)。

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年龄、婚姻状况、性病史和求询者来源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向前筛选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 2)。结果表明离异/丧偶、性病史、被动求询是HIV阳性MSM梅毒感染的相关影响因素。

目前普遍认为性病与HIV感染有明显相关性，机体感染梅毒后产生非特异性抗体和特异性抗体两种不同类别的抗体，非特异性抗体使用TRUST试剂进行检测，往往提示为现症梅毒感染^[6]，伴随高危性行为的发生，梅毒合并HIV的感染会促进HIV在人群中的传播^[7]，辽宁省20082012年哨点监测数据显示MSM HIV感染率呈逐年上升趋势^[8]，因此，了解辽宁省HIV阳性MSM梅毒感染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对降低感染梅毒对HIV传播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分析发现辽宁省报告的HIV阳性MSM梅毒感染率达16.0%。 45岁以上者高于年轻者，这与近年来高年龄者HIV感染呈上升趋势^[9]，梅毒感染与HIV感染一致。离异/丧偶者更加孤独，更易于发生高危性行为^[10]。多性伴者高于固定性伴者，近3个月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均为HIV和梅毒传播的危险行为。既往曾患性病者梅毒感染率明显高于未患性病者，曾有性病史者自我报告曾患过梅毒、淋病、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等性病，既往梅毒感染检测仅TPPA阳性，本研究采用TRUST和TPPA双阳性确定为梅毒现症感染，说明曾患性病史者更易发生危险性行为，更易感染HIV/梅毒，同时性病通过各种生物学机制也增加了HIV的传播性和易感性。主动求询者更具有自我保护意识，被动求询者多数为通过高危人群外展服务发现的HIV阳性者，被动求询者在发生高危行为后如不能及时进行检测，更易造成梅毒/HIV的传播。本次分析均为HIV阳性MSM，而HIV感染本身对免疫系统造成损伤，也可能使MSM更易受到梅毒感染。

辽宁省HIV阳性的MSM人群梅毒感染率已处于较高水平，对MSM高危人群梅毒检测的及时性和普及性需要不断扩大，针对性地开展MSM人群的HIV/梅毒感染的预防控制工作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