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艾滋病报告病例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经性途径传播。2015年我国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 (HIV/AIDS) 中，约有66.25%是通过异性传播途径感染^[1]。近年来，我国针对HIV经异性传播的监测活动多在娱乐场所中开展，但由于近些年来广泛开展的社会治安运动和互联网的普及，基于娱乐场所的HIV监测活动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而基于监管场所中的性罪错人群的监测再次成为了解我国艾滋病经性传播的重要数据来源之一。本研究在监管场所性罪错人群中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其社会人口学特征和HIV感染状况，为分析性乱人群在艾滋病的传播和流行中的作用提供基础数据。

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监管场所中对新纳入的性罪错人员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HIV感染状况筛查。性罪错是指故意违反法律规定，建立不正当性关系并进行不正当性活动，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本研究中性罪错的表现形式包括淫乱、卖淫、嫖娼等性乱行为。

采用统一的调查表，在新纳入监管场所有性罪错行为的人群中开展问卷调查和HIV检测，了解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年龄、性别、户籍、现住址等)、艾滋病相关行为 (性行为、吸毒行为) 及HIV感染状况。此外，对调查对象的流动性进行分析，其中调查对象户籍地与入所前的现住址不同即定义为人口流动。

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描述性罪错人群的年龄、性别、监管场所属性及流动等情况，利用χ²检验分析和比较不同亚人群人口学和行为学特征的差异，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使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MapInfo 15.0软件绘制各个地区调查对象HIV感染率分布图。

对80 660名研究对象开展了调查，HIV抗体阳性率为1.86%，其中男性为1.91%，女性为1.48%。调查中发现有信息不全的情况，对所有能获得的一般人口学和行为学资料进行了分析，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31.5±8.9) 岁，年龄的四分位间距 (IQR) 为25~38岁，男女性别比为7.1:1。不同性别人群的HIV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²=9.010，P=0.003)。见表 1。

男性性罪错人群中HIV感染率居前5位的是上海市、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 和北京市，HIV感染率依次为6.9%、5.5%、4.6%、3.5%和2.8%。女性性罪错人群中HIV感染率居前5位 (收押人数超50人) 的是云南省、新疆、四川省、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HIV感染率依次为16.5%、6.4%、3.7%、2.0%和1.9%。省份之间男、女性性罪错人群感染率相差较大，其中北京市、江苏省、上海市、新疆、云南省男女性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北京市、江苏省、上海市男性高于女性，而新疆和云南省女性高于男性。各地关押性罪错人员人数及男女性感染率的情况见图 1。

图 1 2014年全国不同地区监管场所性罪错人员数量及不同性别感染情况 Figure 1 Area specific number of detained people with confusional sex and gender specific HIV infection status in Chin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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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新入所的性罪错人群中27.2%为省间流动人口，流出地以中部和西南省份为主，流入地以东部沿海和较发达地区为主，且流动人口总的HIV阳性率 (2.1%) 高于非流动人口 (1.8%)(χ²=6.594，P=0.010)。外籍HIV感染率为7.1%，高于中国籍的性罪错人群 (1.8%)(χ²=171.429，P=0.001)。

按性别分层分析结果显示，男、女性在押性罪错人群中流动与非流动人口HIV感染率均不同，其中，在押女性性罪错人群中流动人口HIV感染率 (1.1%) 低于非流动人口 (1.9%)(χ²=9.910，P=0.002)；男性性罪错人群中流动人口的HIV感染率 (2.4%) 高于非流动人口 (1.8%)(χ²=22.978，P=0.001)。

HIV阳性者中，30.0%为省间流动人口，流入地：男性流入数居前5位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 依次是广东、云南、上海、北京和浙江。女性流入数居前5位的省 (自治区) 依次是云南、广西、广东、浙江和新疆。流出地：男性流出数居前5位的省 (自治区) 依次是四川、广西、湖南、贵州和云南。女性流出数居前5位的省 (自治区) 依次是四川、贵州、广西、新疆和湖南。不同性别HIV阳性人群省间流动情况见图 2、3。

图 2 2014年全国监管场所在押男性HIV阳性性罪错人员省间流动情况 Figure 2 Migration of HIV positive male subjects with confusional sex in Chin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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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4年全国监管场所在押女性HIV阳性性罪错人员省间流动情况 Figure 3 Migration of HIV positive female subjects with confusional sex in Chin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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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罪错者中有吸毒行为的HIV感染率 (3.6%，742/20 738) 明显高于无吸毒行为者 (1.3%，741/58 987)，不同流动状态的HIV阳性性罪错人员吸毒行为及年龄构成比见表 2，流动人群的吸毒行为及高年龄组所占比例均低于非流动人群。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2014年入所的性罪错人群HIV感染率较高，如贵州省女性性罪错者的感染率明显高于同期哨点监测结果^[2]。各省关押人数差别较大，其中以娱乐业较为发达的广东省关押人数最多，可能与2014年在东莞市等地开展了“扫黄打非”行动有关^[3]。男、女性性罪错人员中HIV感染率排名靠前的省份大部分是疫情较严重的地区，且男性性罪错者HIV感染率高于女性，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4]。

结果显示，各省份男、女性性罪错人群感染率相差比较大，说明性罪错人员的流动性大，很多感染者感染地与因性乱而被捕地不在同一个省。本次研究也证实关押的性罪错人群中有27.2%为省间流动人口，且流动人口的HIV阳性率高于非流动人口。对阳性者进行流动分析显示：北京市、江苏省和上海市男性外来人口较多，而女性较少或者无外来人口，与北京市、江苏省和上海市HIV感染率男性高于女性相符。对不同流动状态的阳性者进行年龄和行为分析显示：流动人口的吸毒比例较低，而处于性活跃阶段的低年龄组的比例较高。表明人口的流动加大了不洁性行为的可能性。

在押性罪错人员中女性流动人口HIV感染率低于非流动人口，而男性流动人口的HIV感染率高于非流动人口。可能的原因是：(1) 男性流动人群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出务工的青壮年，本次研究也显示，男性HIV阳性性罪错人员流动人口主要来自经济水平欠发达的劳务输出大省，该部分人群通常受教育程度不高，且处于性活跃阶段，容易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等高危行为。有研究显示，与配偶分开两地者发生商业性性行为概率远高于与配偶同在一地者^[5]，受经济状况的制约，通常在打工地点找低档暗娼^[6]，而低档暗娼HIV感染率较高^[7]，导致男性流动人口感染率较高。(2) 流动女性性罪错人员感染率比非流动人员低的原因为高档暗娼省间流动的比例高于低档暗娼^[8]。高档暗娼经济水平较高，会通过不断更换工作地点来增加身份隐蔽性，且高档暗娼有一定的教育背景，自我保护意识较强。男性性罪错人员的流动对HIV的传播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对该人群进行宣传干预是控制HIV性传播的重要任务。

本研究的局限性为研究对象仅为监管人群，部分因为隐蔽或其他因素未能监管的性乱人群数据没有纳入，故对整个人群的情况了解存在局限；另调查数据收集的信息较少，没有收集性罪错人员的性行为学信息，如不洁性行为开始的时间及频次等，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补充。

作者贡献:

蔡畅  ORCID：0000-0002-9356-2584

蔡畅：数据收集、质控和整理分析以及报告撰写

丁正伟：数据收集、质控

秦倩倩：数据收集、质控

郭巍：分析以及报告撰写建议

王丽艳：数据收集、质控和整理分析以及报告撰写的框架和建议

崔岩：质控及报告撰写的框架和建议